興業宏觀王涵:長期樂觀的種子正在出現

作為物理學博士畢業的王涵,有著對於事物本質探究的精神。除了繼續搭建他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還會去思考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宏觀經濟研究究竟是什麼,解決什麼問題,資本市場到底是什麼。幾年前,王涵博士也告訴我,要用把中國是一個公司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如果中國是一個公司,你怎麼去看這個公司的盈利狀況,資產負債表狀況,以及自由現金流和其對應的估值。

今天非常有幸對王涵博士做了一個訪談,我們就關於宏觀經濟的問題和走勢,資本市場的資產配置,心中的世界Vs真實的世界,做了有意思的討論。以下是我們的訪談全文:

解讀當下的宏觀經濟

1. 大家都在說宏觀經濟不景氣,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王涵:從GDP的數據來說,經濟增速在放緩,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從資本市場來說,更重要的是“經濟比市場預期的更好還是更壞?”。

讓我們先來回答一個問題,這一輪經濟下行週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們都知道企業盈利和名義GDP的相關度是較高的,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名義GDP的高點其實在2017年一季度就出現了。也就是說,經濟其實很早就見頂了。但是資本市場是從今年5月22日才開始反映經濟下行的。資本市場對於經濟下行的反映這一輪是滯後的。通常這種情況下,容易將投資者的情況,從一個極端,帶到另一個極端。

如果大家熟悉我們的觀點,在年初的時候我們就提出今年會和2018年很像的判斷。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建。2017年基建的增速在14%附近,現在已經是單月負增長了,但是房地產投資還在高位。

2. 所以年初的時候,你就覺得今年和2011年比較像啊?

王涵:是的,因為就像經歷了2009到2010年,4萬億帶來的的投資高增長後,2011年基建對於整體投資的拉動回到0。2009年有一個4萬億託底,其間接的效果,是為接下來的增長製造了一個高基數。去兩年我們也有一個棚改貨幣化和PPP項目。通過我們測算,政府在PPP和棚改貨幣化投入7萬多億,相對於中國GDP的10%。我們按照3年來攤銷,對於每年GDP的拉動是3%。

很顯然,你看到這種額外的投資是不可持續的,也並非向前的政策取向。這也導致今年經濟增速的向下,裡面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這部分的基數,是需要時間去消化的。

但是我們現在和2011年也有不同的地方。今年8月的CPI同比增速2.3%,基本可以認為是下半年的高點。通脹的逐步走低是和2011年最大的不同。2011年處於經濟增速向下,通脹向上,從投資時鐘上就是一個滯漲,對資本市場是非常不利的。而今年至少通脹沒有太大問題。

3. 我看你最近有一篇報告“除了眼前的坎坷,還有詩和遠方”,王博是不是對接下來市場更加樂觀一些了?

王涵:從最近頂層的講話和對國內經濟的判斷看,高層對於經濟、金融體系的下行風險,其關注度是在上升的。我們看到的直接效果,是流動性逐步開始寬鬆。8月11日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花了非常大的篇幅討論貨幣傳導機制的問題。金融穩定委員會的第二次會議也強調“深化財稅、金融、國企改革,進一步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風險最大的階段,是經濟其實已經很不好了,但政府對經濟還很有信心;而經濟下行的過程中,一旦政府開始關注下行壓力了,那麼最壞的階段,可能就在慢慢過去了。

4. 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環境?

王涵:美國的政治體制很簡單,無論選出的總統屬於哪一黨,歷史上他們均來自政治精英階層。但特朗普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發戶,2016年民眾在大選中選擇了特朗普,這對美國政治精英階層的心理衝擊巨大。我們把美國看做一個公司,突然有一天這個公司的董事長不是由董事會的人當選,還是小股東團結起來選的人,這對原來董事會的衝擊是巨大的。

這背後,其實是美國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的社會矛盾。2008年的金融危機,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美國貧富差距和社會的矛盾,特朗普的當選正是民眾對富裕階層不滿情緒的釋放。所以在2016年底,我們就說過,美國大選的結果,必然會讓精英階層開始考慮對外轉移矛盾。

過去中美有著比較長的蜜月期,克林頓曾經將中國關係定調為“新型戰略伙伴關係”,而特朗普一上來就將中國定調為“戰略競爭對手”,這種轉向將的影響將需要10到20年的時間來消化。我個人認為,美國核心訴求並非減少貿易逆差,而是壓制中國產業升級

。我們看美日貿易摩擦後的80年代,美國逆差並沒有收窄,但在美國的威逼之下,日本企業為了繞開出口限制,將其核心部門搬去美國,直接導致了全球的創新中心,從80年代在日本,而90年代之後搬到了美國。

心中的世界Vs真實的世界

1. 我們似乎看到了對於中國經濟的“平行世界”,國內的人很悲觀,但是海外的投資者似乎比較樂觀,你覺得真實的世界到底是什麼?

王涵:我們一直跟蹤外資對於A股的持股,我們發現從去年年中到今天,外資一直在增持中國的資產。如何理解外資在增配中國資產呢?從一個全球對比的角度看,其實中國並不差,在新興市場國家是屬於非常優質的。製造業很強,服務業也很強,外匯儲備也很充足。我們常常覺得自己經濟不行,但是從全球對比的角度看,中國甚至比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都要好,關鍵是,你站在什麼樣的時間尺度來考慮問題。

讓我們來思考這樣兩個情景:

情景1:假設中美未來爆發全面衝突,這時候國際資本會怎麼做?

首先,一個大背景,是全球資本對中國金融資產的配置比例還是很低的。由於很多國際資本背後,是一些所謂的old money,這部分資金考慮的問題是財富的隔代傳承。假如我們做個極端的假設,中美全面衝突過程中,中國的贏面是5%,美國是95%。如果你是這些old money的持有人,你是把雞蛋都放到美國這個籃子裡、還是會選擇在中國這邊也做一些配置?

情景2:假設中美未來衝突不升級,全球資本會如何配置?

財富保值增值的背後,是財富持有人投資的資產,能夠跑贏全球平均的資本回報率。儘管全球有很多的好公司,比如三星、臺積電、蘋果、谷歌,但這些藍籌公司,大量的籌碼已經被一些“長錢”鎖倉了。現在全球擁有大量優質資產、且這些資產還沒有被機構鎖倉的市場,可能就只有中國市場了。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們將時間尺度拉長,那麼外資配置中國資產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可能有人會說“有幾個人能像old money那樣看得那麼遠啊”?。但其實我覺得,大家不妨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比如我是70後,如果我65歲退休,那麼從養老的需求來看,我的負債期限是二十多年的時間。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考慮資產負債期限匹配的話,我們在做個人投資的時候,是否可以適當的把時間尺度拉長一點來看?

2. 如何看待大家討論很多的改革?

王涵:首先我們要承認,中國改革還是有很大的空間。但我們改革的範疇是否就僅限於市場認為的減稅、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等那幾個領域?這個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回到1978年,我認為當時改革最重要的影響,是農村土地制度的變化,改變了中國的資產負債表。1978年之前,農村的土地不能流轉因而沒有價值。1978年之後,土地的價值被釋放了出來。小時候中國最有錢的人叫“鄉鎮企業家”。到了1998年之後,鄉鎮企業家沒有那麼“富有”了。因為城市的土地開始市場化了。這些市場化的過程中,有效率的提升,要素本身價值從無到有的過程,也是改革的一大紅利。

根據社科院的數據,2014年非金融資產中,城市房地產資產有大約114萬的市值,今天這個數字肯定更高。同期,農村的房地產資產只有22萬億的市值。最近農村土地“三權分立”的新聞大家都看到了,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改革舉措。隨著這部分土地“三權”的流動,一個新的市場在逐漸產生。市場從無到有的過程,就是一塊資產定價從0開始上升的過程。這會改變社會的資產負債表,釋放的也是改革的紅利。

通過這個例子,我是想說,其實改革的手段、渠道多種多樣。

3. 中國未來的發展動力是什麼?

王涵: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希望,是改革開放之後培養起來的一大批90和00後大學生。要讓這批人保持“中國夢”,願意不斷創新,才是中國最重要的發展動力。從房價的角度看,如果年輕人努力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就不會有創新的動力。所以目前抑制房價的政策,我認為是正確的。

4,怎麼看最近的新興市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王涵:而最近的新興市場危機,也引發市場對中國的擔憂。但我覺得,危中有機,這個過程並非完全是負面的。舉個例子,最近馬來西亞和中國續簽了貨幣互換協議,這對於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有幫助的。貨幣互換協議簽署後,當A國外匯儲備用完後,只要B國貨幣在市場上仍有需求,A國就可以將其換本幣先換成B國貨幣,然後再在市場上兌換成美元支撐本國貨幣。從這個角度看,如果通過貨幣互換,使得這些國家抗住了匯率市場的波動,則也就提升了人民幣的使用範圍及信用。

如何看待目前階段的資產配置

1. 近期你在大類資產配置方面,做了一些宏觀+量化的嘗試,能否分享一下主要的觀點?

王涵:傳統投資時鐘的理論認為,在經濟低迷的階段,債權資產優於股權資產,這比較好的解釋了今年股弱債強的格局。今年以來股票基金整體回報率為-17.8%。從年度回報來看,這是2011年以來的最低值。相比之下今年債券基金雖然有動盪,但整體取得正回報。

但對於機構來說,除了收益之外,我們考慮的一個問題,是資產的波動率。收益與風險結合起來,就是資產的“性價比”。如果用Calmar比率—就是一個階段的收益率與最大回撤之比—來看,2016年、2018年,債券性價都比優於股票,但2017年則出現了較為罕見的股票—尤其是大股票—性價比顯著好於債券的現象。我認為,這背後可能跟大量的理財資金通過機構入市有關。

如果“機構長期資金進入會提升資產的性價比”這個觀點成立,那麼我們就可以解釋今年股權市場整體收益下降、波動加大的組合。

而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A股市場中外資佔比迅速提高。當前外資持股佔A股流通市值的8.3%,已經超過了保險。且外資持股增加的特徵是非常穩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那麼在資管新規仍制約理財資金入市的情況下,外資的持續流入的股權資產,是否會因此而更加穩定,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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