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很多年轻人刚因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句话而长舒了一口气，房租上涨又再次刺痛了他们敏感的神经。“躲过了高房价、躲不过高房租”、“楼市在用租金暴涨惩罚不买房的人”，这样的标题让人们更加焦虑。
根据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一线城市房租均在7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在最近三个月，北京房租迎来新一轮上涨，许多单间的月租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近千元。
“长安米贵”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7月，在北京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中，居住价格同比上涨3.3%，环比上涨0.3%。而根据链家旗下的贝壳研究院报告，当月北京租金环比上涨2.6%，剔除不可比因素，今年前七个月，租金指数同比上涨10.7%。我爱我家集团研究院统计的7月北京租金环比上涨幅度是2.9%。
实际上，这些统计数据只是租金的平均值。有媒体走访调查显示，北京优势地段小户型月租涨幅最高达到了35%，最低也有20%。
租金上涨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应届毕业生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它们是租赁市场的主体，规模最为庞大。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30元，比上年增长8.9%，分摊成每月，也就是4769元。而根据58同城和赶集网发布的报告，2017年北京人均月租金是2795元，同比上涨14%，如此测算，北京租房者的房租收入比是58.6%。
根据国际共识，一般认为房租超过收入的30%，人们的其它消费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生活的幸福感明显下降，如此看来，这类群体大有“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感受。
奇货可居？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长租公寓等第三方中介机构通过不计成本的竞价方式抢夺房源，囤积居奇，并通过改造将高租金成本转移给租户，是导致北京房租大涨的主要原因。
最近，北京一位网友在网络论坛上发帖称，自己打算把北京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出租，目标价格是7500元每位，自如和蛋壳两家长租公寓运营商通过竞价的方式争夺房源，几轮抬价之后，蛋壳给到了10800元。
这则帖子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从留言来看，同样的故事还在各处上演。这些中介公司和房主达成一致，取得房源之后对房子进行装修改造，然后再对房子进行整租或者分租，提升房屋品质的同时，也将成本转嫁给租户。
8月17日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在电话会议中对媒体表示，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20%到40%在争抢房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而且这些长租公寓重装修、N+1出租模式加剧了租房价格上涨，长租公寓企业一味满足资本市场的胃口，现在发展严重跑偏了。
同时，胡景晖还特别强调，支撑长租公寓发展的关键是融资，而一旦融资出现问题，资金链断链，就会有爆仓的可能，到时候业主的租金无法兑现，承租人会被趋离，因此他直言：“2018年就是长租公寓的死亡之年。”
这一表态引发了中介机构的不满，贝壳研究院向媒体提供了近期租金复盘的报告，认为当前北京租金上涨仍然处在相对合理的水平，此轮房租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短缺、需求升级和政府监管等因素。但在各处都被曝出中介机构抬价争夺房源的情况下，贝壳的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有意思的是，在经过多方博弈之后，8月18日早上，胡景晖宣布辞职。
针对这种情况，日前，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市银监局、市金融局、市税务局等部门集中约谈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明确要求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进行恶性竞争抢占房源，不得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不得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同时对住房租赁企业启动了联合专项执法检查。
制度之难
资本的介入对房租上涨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供给不足和租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甚至更为根本。
中国是人口流动大国，同样也是住房租赁的大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情况显示，中国大约有25.8%的城市居民通过租住解决住房问题，从2010年到如今，房价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人均收入涨幅，所以这个比率应该还会更高。但租房市场的供给情况却不容乐观，贝壳研究院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租赁房屋只有4600万套，特别是中小户型供应量明显不足。而相对应的，我国有大量商品房被空置。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围绕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制度，包括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政策等等，都是主要服务于商品房买卖，而不是服务于租赁市场的。如果这个制度不变，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供求矛盾日益明显，租金上涨的偶然就会变为必然。目前我国也在做出一些尝试，去帮助租赁市场的发展。
而且从供求方面来看，北京上涨也有其特殊性，比如北京存在利用住房政策来疏导人口的要求。北京最近几年确实在大规模清理城中村、出租大院、工业区公寓等等，这些低端住房恰恰是毕业生、外来农村务工人员等低收入群体的首选目标。2015年到2018年4月，北京市拆违面积共计12443.9万平方米，原先这一面积可容纳人口大约在531万人。
当然，这对于北京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低端服务业人口流出，低端服务业的用人成本就会上涨，这些成本最终当然也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变成“生活的成本”。
然而无论是去是留，随着时间的迁延，“生活的成本”都会增加。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很多问题兜兜转转，最终都会回到制度这个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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