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面中的女孩叫馬秋莎，80後，
她面對鏡頭，
講述自己從小學藝術的經歷，
來自父母的愛與痛，
一路成長中的競爭和壓力……
雖然她面容平靜，
但其實整個過程嘴裡含著一塊刀片，
影片的最後，她把刀片從嘴裡拿出來，
隱約看到口腔內被割傷出血，
令人揪心。
馬秋莎的作品，大多跟她的生活經歷有關。
她用影像作品、行為表演等方式，
把80後一代共通的成長感受表現出來，
也戳痛了很多同齡人。
自述 馬秋莎 編輯 yali、陳子文
馬秋莎是目前中國最活躍的年輕藝術家之一。她是土生土長的北京女孩，從小學畫畫，後來上了中央美術學院，大學畢業後又去美國阿爾弗雷德大學念藝術碩士。
以下是馬秋莎的自述。
《從平淵裡4號到天橋北里4號》
口含刀片，講述80後的痛
《從平淵裡4號到天橋北里4號》，是我在2007年在美國上學回來那個暑假完成的一個錄像。平淵裡4號，實際上是我出生的婦幼保健院的名字；而天橋北里4號，是2007年那一年，我家的地址。
作品片段：“我的父母喜歡男孩子。在我出生前他們就想好了兩個名字，一個是男孩的名字，一個是女孩的名字。如果生的是男孩，隨我爸爸的姓，就叫尚帝；如果是女孩，就叫馬秋莎，隨我媽媽的姓。我經常想，要是我是男孩，現在就應該是‘上帝’了。”
這個視頻裡，我嘴裡含著一個刀片，向攝像機講述我從小學藝術的經歷。到影片的最後，把這個刀片拿出來。在講述過程中，你要忍受刀片對舌頭的那種刺痛，還要面帶微笑，去面對鏡頭。
我與親戚姐姐弟弟 1993
我出生在1982年的中國北京。80後是中國第一批獨生子女，又趕上了人口高峰，所以在入幼兒園、入小學、初中、高中、大學，所有這些上學的節點上，都是人口高峰期，競爭激烈。
回顧童年和成長經歷，還是挺壓抑的。獨生子女沒有太多出口，很多東西都要自己消化和承擔。
在姑姥姥家 1990年代初
我出生時，因為是個女孩，讓父母曾經一度失落到極點，大部分中國的家庭，在那時候都是很稀罕男孩的。
父母遵從國家的 “一家一個孩子”獨生子女政策，不可能再有第二個孩子，所以他們依然對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像對一個男孩子那樣嚴格，傾其所有地培養我。
我和小學同學合影 1990年初
父母就一直覺得我得有個“一技之長”，所以我從小拉過小提琴，拉過手風琴，寫過毛筆字，後來都未果。最後發現我還是挺喜歡畫畫，媽媽就幫我報了一個兒童畫班。
我在自己畫畫作品前 1993
我生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我爸是個放射科的醫生，一直在一個小醫院裡工作。我媽原來在一個國營單位工作，因為工資太少供不起我學畫，就辭職“下海”了。
作品片段：“後來長大點了，她就鍛鍊我讓我自己去（畫畫班）了。但是她會抽查，冷不丁哪天上課時她就到了，站在門外，或者依舊趴在玻璃窗上看我上課。這讓我很沒有安全感，因為我老感覺身後有一雙眼睛在某個隱蔽的地方窺視著我的一舉一動。”
我和我媽之間最深的愛總是用痛來連接的。從我出生的時候就是給她帶來巨大的痛苦那一瞬間，她註定必須要愛我。
媽媽和我在天津 1980年代
馬秋莎從8歲-18歲的自畫像 共59幅 1999-2000
記得我小時候貪玩，或者畫畫走神了，她會說：你去那邊安靜一下，我氣得腦袋疼。她小的時候沒有打過我，但是她會掐我，她會掐我大腿上面的肉。
所以“痛”這個詞，不管是在語言上還是身體上，都是我們之間特別重要的經歷。
到後來長大了，我會很心疼她，每每想到她為我做的種種，會很心痛，覺得她為我付出太多，而這些付出又會讓我加倍地覺得有壓力。
作品片段：“當他們知道我所學的專業在美國是領先的時候，他們就開始為我辦美國的簽證。他們賣房抵押，四處求人借錢，就為了一個叫‘財產證明’的東西。”
至於為什麼嘴裡要含著刀片去講述這麼私人的一個過程？
研究生去美國上學，那是我人生第一離開家、離開北京，暑假回來時，有一種陌生感，陌生感中又夾雜著很多描述不清的東西。那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之前一直是揹負了很多壓力，無形的壓力。
我就想，是否能用一段影像來表達這種感受，嘴裡含著鹽或苦藥，面對鏡頭，邊講述一路來的經歷，邊忍受嘴裡的刺痛。只是最後，我把嘴裡含著的物品置換成了一個刀片。那種最普通的兩邊開刃的刀片，它危險，小、薄，能藏在嘴裡。
講述的內容，雖然是我自己個人的經歷，但我覺得它涵蓋了我的同代人共通的成長感受。
視頻裡，我眼睛看著的不僅是憂傷孤獨的攝像機，也是我們的父母和我們自己。
這個錄像也被很多展覽展出過，也有媒體問我，你給你父母看過這個錄像嗎？我好像從來沒有。
2010年，這件作品正好在北京展出，我就問他們，跟我一塊去看。
那天整個展廳沒什麼人，他們進去後直接站在了我的作品的面前，然後就石化了，就不動了兩個人。
他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本來7分鐘的片子，大概快一個小時，我爸開始動了一下，轉過頭來說：恩，看完了，咱們走吧。
他們按常理不可能不關心我，你有沒有割到舌頭，有沒有受傷，有沒有流血？從來沒有問過。我覺得他們可能不敢去問，有點愧疚。
過了很久，我媽媽跟我說，真的不知道給了你這麼大的壓力，如果知道，肯定不會那樣去逼我。
其實這件作品，也是我和父母之間的一劑粘合劑，他們也通過這個錄像試圖去了解我，瞭解我的內心。
現在我也已經是一位母親。母親對女兒的影響真的很大，有時候在管教女兒的時候，我不自覺也會變成自己母親的那種口氣，我自己都嚇一跳。
所以也不斷地去告誡自己，不要太著急，不要去強迫孩子。
《沃德蘭》
母親們的尼龍絲襪
2016年開始，創作到現在一直在延續的《沃德蘭》系列，“沃德蘭”這個名字，是從英文的Wonderland音譯過來的，是對我母親那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件作品，我用尼龍襪去包裹摔碎的水泥板。
《沃德蘭》展覽現場和細節
小時候，每天早上媽媽騎車送我去幼兒園。那時候北京是一個自行車的世界，媽媽們那裹著肉色尼龍襪的大腿，在各處大街小巷奮力的蹬著車輪向前行的景象，一直在我記憶裡。
尤其每到一個紅綠燈，媽媽們都同時停下，我坐在後座上的一個兒童的視角，會看到很多媽媽的腿，整齊劃一，都是那種很厚的尼龍襪，尼龍襪後面的背景，就是那些破損的水泥路。
那時，我也有機會能近距離觀察母親的腿和襪子，兩條肉粉色的小腿和腳腕上時有抽絲的破洞，被透明的指甲油塗了邊緣，圈出了一小塊真實的皮肉。也只有透過那個小洞才可以想象她的溫度，感覺到她真實的存在，獲得暫時的安全感受。
破損的襪子對我來說，是美麗的溫暖的記憶。
作品裡的這些襪子，都是穿過的，是我從我媽媽的那代人，媽媽的朋友、戰友，親人那兒收來的。她們並沒有扔那些東西，他們一直留著，只是不穿了。
這些襪子長短不一，薄厚不一，顏色不一，我將它們分別包裹在摔碎的水泥板上，然後再將這些碎塊拼合完整。上面的破洞就用透明指甲油塗一塗，為了防止襪子繼續抽絲而壞掉。
肉色厚尼龍襪子在70-80年代的普及，是為了隱藏個體的差異，從而整齊化一。
而在今天這個宣揚個性的年代，滿大街的姑娘們把自己的皮膚、腿裝飾得五顏六色的，“肉色”消失了，被遺棄了，荒廢了。
《比我小兩歲》
同為獨生子的姥爺
我對我姥爺有很多好奇心，《比我小兩歲》這件作品，有很多小藥瓶，裡面裝著的黑色物，其實是我姥爺的鬍渣。
姥爺少年時 1938
我的姥爺是唯一一個“不溺愛”孫女、和我吵過架的老人。後來聽姥姥說，雖然他是1927年生人，卻也是獨生子，集萬千寵愛於一身。
姥爺曾是一位話劇演員，他很愛他的職業，80年代退休之後還會一直去看京劇表演。
姥爺8歲時與姨兄沈振海劇照合影 1935
姥爺劇照《釵頭鳳》第二段 1962
姥爺劇照《闖江湖》電影 1992
他也確實很“怪”，我小時候就注意到他“反常”且認真的行為——把每次刮下來的胡茬兒都裝進一個小藥瓶裡，然後鎖起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這個習慣大概是從1984年開始，正好比我小兩歲。一直到2010年，姥爺去世了。
作品《比我小兩歲》
他的兒女去清理遺物，我在一堆要扔掉的廢品當中，看到了這些裝著胡茬的藥瓶。
我突然覺得很失落，很難受。我覺得他的孩子們好像並不瞭解他，這些藥瓶對他的一生來說，是非常寶貴的，不應該被丟棄。於是我就把它們撿回來，我覺得我要繼承它們，好好愛護它們。
姥爺在天津市第五屆政協會議 1979
全家合影 1980年代馬秋莎（第一排左一）、姥爺（第二排右一）
1984年開始，姥爺收集在藥瓶的鬍渣
當你把這些藥瓶按年代擺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是一個顏色漸變，從深灰色到白色。這些小藥瓶其實是記錄了他的時間，記錄他的生命。
在整理的過程中，我也慢慢去了解姥爺的一生，我發現同為獨生子女，我們都很孤獨，會有一些癖好，一些奇怪的舉動，其實每個人也許都是這樣。
收集鬍渣，我覺得他當時肯定意識到了自己在變老。但我沒法去問他，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他已經去世了。
人生有很多後悔的地方，當你想把一個事情搞明白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已經無處去詢問了。
馬秋莎的作品將在第五屆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PHOTOFAIRS | Shanghai）展出
時間：2018年9月20-23日
地點：上海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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