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暢讀五味君瞭解到，一篇“女博士被詐騙85萬，稱泡在實驗室十年不看朋友圈”的文章上了熱搜。內容講述了29歲的女博士饒源，於1月6日下午接到一個陌生來電，正是由於這通電話，將她捲入了一個荒謬的騙局——騙子假冒公檢法人員，表示饒源涉嫌洗錢，涉案金額128萬元。隨後的5天，饒源分批匯款85萬元，直到1月11日，聯繫不到對方，才發現自己被騙。
文章在末尾介紹了饒源是入選2017年博士後創新人才支持計劃中的三百人之一，是優秀青年科技創新人才的代表。還說了她這10年來都泡在實驗室，生活圈子有限，對新聞八卦沒有興趣，微信朋友圈功能關閉，而曾經驚動全國的“徐玉玉”電信詐騙案，更是從來沒有聽說過。
文章一出，一定是評論四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很多人都發出了“女博士學傻了”或者“科研人員圈子小，受騙是意料之中的事”的言論。甚至有人還開始“追問教育的終極目的”，“女博士”被冠以了“生活的奴隸和傻子”的稱號。
而相形之下，幾乎沒有人去追尋，究竟是誰冒充了公檢法人員，騙子是如何得知饒源的個人信息以及辦理銀行卡信息的，也沒有人去關注警方對於此案的後續追查。
時間回到2016年8月，即將踏入大學的18歲臨沂羅莊女孩徐玉玉，19日接到一通詐騙電話，結果被騙走了上大學的費用9900元。得知被騙後，徐玉玉傷心欲絕，鬱結於心，最終導致心臟驟停，雖經醫院全力搶救，但仍不幸於21日離世。
消息一出，引起了巨大的輿論反響，人們在惋惜女孩生命的同時，也對犯罪分子深惡痛絕。警方也迅速行動，發出了A級通緝令。26日，也就是徐玉玉死後的第五天，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獲歸案。
相似的案件，相似的作案手段，相似的遭遇。為何輿論會有如此大的不同？更何況，一個涉案金額僅為9900元，一個卻是85萬的鉅款。
其實原因很簡單，暢讀五味君可以帶大家對比下二者的不同。
徐玉玉，家境貧寒，那9900元是全家人省吃儉用存了大半年的錢，而她的受騙也是因為想盡早拿到下發的助學金。雖然她品學兼優，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她，還是她的家庭，都因為貧窮，而成為了社會中的“弱者”。
而饒源，是一名女博士，高等的學歷，輝煌的履歷，她的科研成果很可能是我們常人難以企及的。她的未來也會比我們大多數人更加輝煌。簡而言之，她比常人更加優秀，是社會中的“強者”。
同時，徐玉玉在被騙後，鬱結於心最終離世。而饒源沒有。
於是，大概是由於對弱者的同情，或者對於強者有那麼一絲絲的“嫉妒”，人們對徐玉玉事件報以巨大的憐憫和憤慨，以“不把犯罪販子繩之以法誓不罷休”為己任，而這種熱情也直接促進了案件的破獲。而對於饒源，人們則擺出了一副“看客”心理，關注的點不是騙子的可惡，而是一個“女博士”“學傻了”，才會被騙。
的確，兩件事情的主人公，確實防範心理都不高。但是，五味君不忍心去責怪她們，不僅僅是由於她們是學生，她們由於經歷特殊的人生階段（如高考）或從事特殊的行業（研究工作）而對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關注不多，導致被騙，而是由於，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如果我們需要時時刻刻防範被騙，這是整個社會和時代的恥辱。
在技術進步到今時今日之際，這個世界上仍然有人做了惡卻不受法律制裁——這是技術的恥辱。然而技術當然不是萬能的，但徐玉玉、饒源，她們的信息被洩露給遠在天邊的惡魔，這或許不是技術的過錯。這當然不是技術的過錯，這是人的過錯。
我不想去討論是否“術業有專攻”，是否真的是“教育與社會脫節”，我只想說，罪惡的解決，不應該去討論受害人是否是一名弱者，是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像徐玉玉這樣的受害者受害之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引起了社會的公憤，使罪惡得到了懲罰，但這樣的換取，像是一場艱難的交易，用生命推動正義的交易。
2014年，大約2.4億的中國消費者成為網絡犯罪的受害者，經濟損失高達7000億人民幣。而到了2016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9471億。巨大數額的背後，是一個個平凡人的“貢獻”。試想，誰沒有接到過來自騙子的電話？接到法院傳票也好，銀行卡被盜刷也好，或者是孩子父母進醫院也好，身邊的陷阱越來越多，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騙子總會想盡辦法去達到自己的目的。那我們，該如何自處？
怒其不爭?焉知自己亦有不爭之時，隔岸觀火？怎知火勢不會燎原上身。
也許，止住罪惡的根本方法，在於源頭的制止和懲戒。無論外加條件怎樣，我們的關注點，始終應落在對騙子的譴責上，並在提高自身防範意識的同時，努力去推動正義的到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細流，終成大海，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中重要的一份子，一點一滴的努力總會讓正義的到來更快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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