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沈從文的被接受，是革命話語淡出文學史的結果，他們的作品雖遊離於革命主潮之外，卻毫無疑問是新文學結出的果實。而張恨水所涉及的，卻是更深層、更基本的文化矛盾——新與舊，俗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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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火熱一時的電視劇《金粉世家》，讓“張恨水”這一名字重新回到了許多普通觀眾與讀者的視野。但比起民國時期張恨水紅遍大江南北、“婦孺皆知”的情況，仍可謂相去甚遠。
張恨水是活躍於20世紀20-40年代的通俗小說大家，在幾十年間寫出了百餘部中長篇小說，其中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幾部代表作，更成為現象級的作品。雖然絕大多數寫作不脫離情愛題材，但張恨水的“俗”，主要是貼近平民視角和人間本色，並內含著對陳舊套路的變新和悲憫的格調。
可畢竟因為這“俗”的胚子，難入文化精英階層與變革先鋒者的眼。於是，在他當年受到市民階層極廣泛的喜愛的同時，就一直經受著來自新文學界的批判。他的作品被貼上標籤，是為金錢的鴛蝴文學，被斥為“封建餘孽”，是高呼啟蒙的新文學發展路上的對手和阻礙。
最近，由文化批評家解璽璋撰述的《張恨水傳》出版。解璽璋不諱言，自己寫《張恨水傳》，包含了為這位作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在裡邊。在書中的“緒論”部分，他用了一連串“被”來描述張恨水，說其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歪曲、被誤解、被輕視、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沒最嚴重、最長久的作家之一”。
這評論中有作為傳記作者的感情色彩和個人態度，但也確實出於張恨水與現代文學史的“不親密關係”。可以做一個無意義的假設：如果張恨水不是生在一切都在大變革的20世紀中國，那他很可能擁有顯赫的文學史上的地位。他出入俗雅之間，締造了自己的文學世界，將傳統的題材和文體推向高峰。但在“新文學”開天闢地的時代，張恨水甚至難以在文學史中獲得一個位置。於是，張恨水已經不再只是張恨水，而成為中國小說轉折期的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
張恨水
（1895～1967）
被稱為“章回小說大家”，民國時期通俗文學的代表人物，同時還是優秀的報人。主要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巴山夜雨》等。
自成名就身處爭議之中
幾乎從張恨水的小說有了廣泛名氣的一開始，他就受到了來自新文學陣營的攻訐——儘管那通常並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向著一切所謂“舊”的文藝。
20世紀二十年代前後的中國文壇，正發生著最劇烈的變革。以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新文學倡導者的聲音，剛剛傳開未久。他們的姿態是激進的，力量是弱小的，為了爭奪讀者與陣地，他們無法接受與龐大的舊文學體系共處，而是主動地尋找批判的目標，“鴛鴦蝴蝶派”和“禮拜六”所代表的通俗小說由此成為被他們攻擊的重要對象，被斥為是“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是新文學前行道上的攔路虎。
而彼時的張恨水，是遠離這一思想風暴的中心的。當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吹響了文學革命的號角，22歲的張恨水正徘徊於安徽潛山老家，苦惱於怎麼才能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幫母親支撐父親早逝的家。
他從小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喜歡讀《聊齋》《水滸》等傳統小說，尤其愛金聖嘆的批評；在蘇州蒙藏墾殖學校短暫的求學生涯中，還曾向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雜誌投過兩個短篇小說；他也讀過一些外國小說，多數是林紓的文言譯本。一眼看過來，青年張恨水所接觸的，想要嘗試的，從中獲得興味的這些文字，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新文學陣營的批評。
幾年漂泊之後，24歲的張恨水來到北京，他一度做過進北大旁聽的夢，但擺在他面前的主要任務始終是謀生和養家，所以當有來自報社和通訊社的工作可做，求學的想法很快就放棄了。到1924年，張恨水加入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晚報》，任副刊編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代表作《春明外史》也自此在《世界晚報》副刊上連載。這部小說以皖中記者楊杏園為中心，展現當時北京官場與社會的“烏煙瘴氣，昏天黑地”，隱現著清末譴責小說和黑幕小說的影子。
出眾的才華顯現了出來，小說很快受到歡迎，據當時的同僚回憶說：
許多讀者買到晚報，先看這篇小說，有的常到報社門前等著晚報出版。
在《春明外史》近五年的連載期間，張恨水又開始了長篇《金粉世家》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的連載，這部以清寒人家出身的女子冷清秋與國務總理之子金燕西婚姻悲劇為主線的小說，結構宏大而完整，描畫了金家三代百十個鮮活的人物，也寫出了一個豪門由盛而衰、樹倒猢猻散的結局。《金粉世家》打動了眾多市民讀者尤其女性讀者的心，為張恨水贏得了更大的名氣，也讓來自任何陣營的人都無法忽略他的存在。
▲《金粉世家》（2003年）
1930年，《春明外史》業已終篇，《金粉世家》漸入佳境之時，張恨水又應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主編嚴獨鶴之約，在《新聞報》上連載《啼笑因緣》，這部作品沒有之前兩部代表作那麼長，在一年之內即連載結束，卻成為張恨水受眾最廣、最轟動的一部小說，讓他的文名從北京紅到了上海，到了大江南北婦孺皆知的程度。
《啼笑因緣》很快出版了單行本，其後被搬上銀屏不下十二次，在各種戲劇、說書舞臺上頻頻被改編，由於讀者們意猶未盡，市場上還出現了大量“反啼笑因緣”“新啼笑因緣”“啼笑因緣補”等偽書、續書。
▲電視劇《啼笑因緣》（2004年）
出身安徽鄉下，獨自來北京打拼的張恨水，就這樣成了知名的大作家。在市民讀者群眾受到歡迎的同時，他在新文學批評家眼中的“重要性”也同樣得到了迅速提升。瞿秋白在1931年6月發表的《學閥萬歲》一文中寫道：
第二個城池裡面，只有不懂得歐化文和上古文的‘舊人’，所以他們文壇上稱王稱霸的，是張恨水、嚴獨鶴、天笑、西神等等，什麼黑幕，俠義，豔情，宮闈，偵探……小說。
把張恨水的名字置於“鴛蝴”幾大家之首，這是對其影響力的另一種承認，也是對張恨水所屬流派和陣營的明確劃歸。
儘管張恨水本人和“鴛蝴”的主將並無什麼來往，也從未在其主要刊物《禮拜六》等發表過作品，但由於他所採用的章回體，關於男女情愛的題材，和所受到的市民階層的歡迎，還是被指認為“鴛蝴”的代表作家。1932年，錢杏邨（阿英）在《上海事變與鴛鴦蝴蝶派文藝》一文中，更直指張恨水是“封建餘孽的鴛鴦蝴蝶派作家”的代表，是“一般為封建餘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層所歡迎的作家”中的“驕子”。激進的眼光讓左翼批評家們看不到張恨水給章回小說注入的新意，也沒有興趣關注他小說中俗中帶雅，雅中有俗的獨特追求。
現代文學史上的尷尬地位
張恨水在20世紀30年代所受到的批評與抨擊，雖然並不影響他的受歡迎程度和商業上的成功，卻延續到了之後幾十年的現代文學史著述中。正如解璽璋在書中感嘆，“現代文學的課程設置中沒有張恨水的位置”。雖然在20世紀40年代，有了一些對張恨水較為公允和平和的評論，比如茅盾在文章中提到，“在近三十年來，運用‘章回體’而能善為揚棄，使‘章回體’延續了新生命的，應當首推張恨水先生。”但在張恨水身上發現些許“進步”的色彩，並不能真正解決他在文學史中的尷尬。
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文學史，自然不會有張恨水的一席之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許多被埋沒的現代作家被重新“打撈”並得到了重視，比如張愛玲、沈從文都等來了閱讀熱潮，但相比之下，張恨水仍然是寂寞的。由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編著的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十年》，雖然從關於“通俗小說”的兩章裡，能讀到對於張恨水較為公正的介紹和評價，比如說張恨水“發展成為社會言情小說的集大成者”，“實現章回小說體制現代化的文學使命”。但翻開作為輔助的“課程學習指導”可知，這兩章從來不是需重點講解和掌握的內容。
為何會如此？張愛玲、沈從文的被接受，是革命話語淡出文學史的結果，他們的作品雖遊離於革命主潮之外，卻毫無疑問是新文學結出的果實。而張恨水所涉及的，卻是更深層、更基本的文化矛盾——新與舊，俗與雅。
當現代文學史遠遠不只是一個時間分期，而是一部以文學革命作為發端，講述“中國文學如何現代化”的歷史，像張恨水這樣脫胎於傳統文學，專注於溫和的革新與改造的作家，實在無處安放。他並非新文學的頑固反對派，反而不斷吸取著新文學中的養分，但永遠不會、也並不想要追上先鋒們的腳步。於是越是要公允地對待他，他在目前文學史框架中的位置就越遊離其外。
俗與雅的衝突就更是一個貫穿古往今來的大話題。學者楊義1995年發表的《張恨水：熱鬧中的寂寞》中說：
文學史寫作，似乎比一般民眾閱讀更多清規戒律，偏偏在俗眾熱鬧的地方表示沉默和寂寞，以此證明自己高雅的學術品位。
實際上，這又何止是文學史寫作中的現象？每每越是受到市井百姓歡迎的作品，越是得到商業上成功的作品，就越難得到文化精英階層的正視。
解璽璋對張恨水的興趣也正來自於此，他說，自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關注大眾文化，發現圍繞著張恨水的爭議，和討論通俗大眾藝術的價值問題是相通的，而他自己的感受——
有時候精英文學有點那種很霸道的、自以為是的東西。
所以在他看來，關注張恨水，一定要解決的問題就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中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以及生活態度，究竟該如何認識？真的是毫無意義而必須拋棄的嗎？”“通俗文學、城市市民文學的存在有沒有必要性與合理性？它們有沒有獨立的文學價值和適用於自身的審美批評標準？”這些問題不止關於張恨水，卻至今也未必能很好地回答。
真實的張恨水在哪裡？
儘管長期被爭議聲纏繞，但在當時，張恨水從未公開回應過來自新文學界的批評。到成名多年之後寫《寫作生涯回憶》，也只是非常通達地說：
雖然我沒有正式作過禮拜六派的文章，也沒有趕上那個集團。可是後來人家說我是禮拜六派文人，也並不算十分冤枉。因為我沒有開始寫作以前，我已造成了這樣一個胚子。
他為人低調、平和，工作勤奮，有傳統文人的修養，也有自己的清醒和原則。
終其一生，張恨水和他參與主辦的報紙，都真正做到了“不黨，不群”。他把身段放得很低，為市井中人寫作，為普通百姓辦報，他總結過自己辦《世界晚報》副刊的宗旨，說所抱住的一個信條是“卑之無甚高論”。其約法三章為：一，絕對不談大問題；二，絕對不批評大人物；三，不研究高深的學問。追求的是讓大家感到好玩和有趣。
他的寫作同樣是貼著市井，“無甚高論”的。寫作《金粉世家》時，儘管新文化的風已經吹到各處，但張恨水沒有讓冷清秋走上革命的道路，因為——
受著故事的限制，我沒法寫那種超現實的事。
那些男女，除了吃穿逛之外，你說他會具有現在青年的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
▲讓《金粉世家》中的男女具有現代青年的思想不可想象
這樣的創作和辦報觀念，鮮明地區別於“啟蒙”者們。後者正是要通過文學，通過來表達自己的“主義”，來傳達特定的意識形態。而張恨水對時代的感知，對新事物的接納，恰是和多數普通人一樣有被動性，而不是站在啟蒙者的角度去引領。
20世紀的中國，是屬於啟蒙的，魯迅《〈吶喊〉自序》中對於“鐵屋子”的比喻言猶在耳，但幾十年過去，當我們迴轉頭去，是否能發現一些被遮蔽了的東西？同樣做了多年報人，主編過報紙副刊的解璽璋就有這樣的反思：以啟蒙、教育民眾的思路辦報，而不是把自己放到和民眾較為平等的地位上思考問題，這件事本身是否有問題？張恨水不以“工具化”的思路做小說做報紙，這其中是否有現在仍可借鑑之處？
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關於張恨水的傳記、回憶錄出版了不少，研究論文也多了起來。但其主旨，仍多接近為張恨水“翻案”，雖然對以往的偏頗有所糾正，但對其文學和報人生涯的真正研究遠未充分。解璽璋感嘆張恨水研究的欠缺，說：“張恨水寫了3000多萬字的東西，我們讀過多少？我們讀過有300萬字嗎？沒有。”在批判和翻案的文學史漩渦中，怎樣去尋找和認識真正的張恨水？這位在寫作生涯中為普通讀者寫了一個又一個精彩動人故事的作家，卻在身後給我們留下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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