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名机，东汉时期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也称“张长沙”。张仲景早年中孝廉，举孝廉是东汉时期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因而张仲景应该是一位标准的公务员，行医反而是他的副业。
古人的处世哲学有一个以小见大的规律，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而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古人也把预防治疗身体的疾病与治理国家进行类比，于是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么一种情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就比如张仲景，原本做地方父母官，但自小又非常喜欢行医救人，也曾拜同郡名义张伯祖为师，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
张仲景所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最后演变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朝廷因党锢之祸使得朝政被宦官把持，并与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矛盾。朝纲败坏、农桑废弛、边境暴乱，再加上天灾瘟疫盛行，许多人要么是饿死，要么是病死，张仲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生出一种使命感与悬壶济世的热忱。
建安初年后的十年，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其中伤寒类疾病占七成，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处理公务闲暇时就在太守府堂上坐诊，为百姓看病，救了许多黎民苍生的性命。因此有这么一个典故，称行医为“坐堂”，许多医馆药铺也以“堂”命名，如《大宅门》中百草厅白家老号的原型即今天享誉中外的“同仁堂”。
张仲景还有一部医书流传千古，名《伤寒杂病论》，分伤寒与杂病两部分，其中杂病篇也称《金匮要略》。此书是张仲景一生行医经验之精华，是一部集大成的医学著作，记载了许多方剂，系统地分析了伤寒感热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及处理方法，并创造性地确立了伤寒类疾病“六经”（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与“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论治原则理论，可谓继往开来，惠及后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术，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在河南南阳市还留有“医生祠”来纪念他。
那么，何为圣？张仲景又当不当得“医圣”的称号呢？
古人所推崇的圣人，标准还是很高的，并非什么人都能当得，仅仅有拔尖的专业，卓越的贡献还不够，还要有一颗仁者之心。他们认为“圣（聖）人”以口耳传道受业，更重要的是有“土德”，即厚德载物，心系苍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抛去张仲景的业务水平，他总是在为最底层的百姓谋生存，广积善因，不求回报，仅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张仲景曾给同行沈槐看病，据说这位沈槐也是一位医生，却没有子嗣，更不曾收徒，整天惆怅后继无人，忧患成疾。张仲景给他开的药方很奇特，用五谷杂粮做成一斤重的药丸，涂上朱砂让病人一顿食用，但这东西怎么吃得下？这可惹得沈大夫笑话，逢人便嘲笑张仲景，从来没听过用五谷杂粮做大药丸的！他一心认为这事儿可笑，反而将自己心中的忧虑抛诸脑后。于是这位沈大夫的病就慢慢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张仲景来拜访他便说：“恭喜先生气色渐佳，末学斗胆出此荒诞之方，只为纾解您的郁气。”沈槐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又说：“我等行医，为给苍生祛病延年，我们这些末学后进都愿意请教先生的医术，您又何愁后继无人？”沈槐听了很感动，从此把自己全部医术传授给了张仲景。
传说，张仲景卸任长沙太守时，正赶上隆冬腊月，寒风刺骨，雪花纷飞。他见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耳朵都被冻掉了，心里不是滋味儿。于是张仲景寻了一些温补的药食同源之材包在面皮里，制成驱寒的药膳方，并让弟子空地搭棚，架起大锅煮，然后施舍给沿路的挨饿受冻的百姓。因为药膳形状像耳朵，又能防止耳朵冻伤，人们称之为“焦耳汤”，后来慢慢演化成我们今天过年都要吃的饺子。如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种类和口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医圣张仲景的这种济世情怀。
时值春耕，本来是播种的季节，但因为当时战乱灾情，很多人流离失所而无法务农。华南的流民听说张仲景开设粥铺，纷纷来投奔。当时官吏建议发放干粮，而张仲景认为，这些人因为长期没吃东西，直接吃粗硬的干粮会噎死，于是将平补气力的黄芪与平补津血的大枣和稻米熬粥，供流民食用。张仲景用这种药粥救了无数人的命，人们脾胃渐和，有了气力，又可以重新去种地了。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是否都有真实的历史记载，亦或是民间传闻，我不得而知，只是觉得有时候百姓口碑不亚于汗青竹简。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华北大地，也有一位姓张的历史名人四处治病救人，但他的目的就并不单纯了，被他救治的人都成了他的信徒，对他奉若神明，甘愿为其赴死。终有一朝，他对自己太平道的信徒振臂一呼：“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便将无数愚民推入刀山火海，只为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而这一呼，史称“黄巾起义”，也将前后四百年的大汉王朝推向深渊。他就是张角。
相比较，对于珍视每一个病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张仲景，我愿深深鞠躬，尊称他一声：“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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