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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二十週年，尺度較大，大家好像聚集在一起輪流出主意，也像是吐槽，還好像針對與會的某些代表似的。看來，話風會有變化呀。
其中，吳曉靈提到， 讓國家全面進入法制軌道，才能避免中國陷入黃宗羲定律。這個定律就開始出名了，它到底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快陷進去了？
根據百度百科的信息，“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當時黃宗羲提出一個觀點：”積累莫返之害”。意思是，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環境的侷限性，人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漲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時下民企呼籲減稅，而一系列嚴管嚴檢嚴徵落地之後，有些人叫喊說：我再都不喊減稅了，還是維持之前的現狀吧。
相信現在憂國憂民的人很多，出言獻策的人很多，在當下的改革關鍵時期，能有更更加氣魄宏偉的深化改革和開放，最終百姓信心滿滿，邁向更加光明的又一個40年。
財經作家邱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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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冰峰
在本月16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原央行副行長，現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會主任吳曉靈在發言中提到了“黃宗羲定律”。那麼所謂的“黃宗羲定律”到底是什麼呢？接下來就讓牛熊交易室為你介紹。
黃宗羲生活於明末清初，對於農民的負擔非常重視，並對封建王朝的賦稅制度有一定的研究，提出了“積累莫返之害”。意思是，歷代以來，封建王朝對於賦稅都進行了多次改革，但是，改革成效卻差強人意。每一次的改革或許在短時間內可以減輕負擔，但是在一定時間以後卻又會讓人們陷入更深的賦稅負擔。
吳曉靈的發言中說，要讓國家全面走向法制，要避免陷入黃宗羲定律。這樣的說法無疑是大膽的，卻真實地反映了人民群眾的需求，令人拍案稱好。牛熊交易室發現，不只是吳曉靈，許多出席者都提出了大膽而鋒利的問題，讓我們看見了希望，看見許許多多人為社會的發展發出真實的聲音。
牛熊交易室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現代學者秦暉在他的論文《並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中總結出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國古代研究賦稅制度最深入、最系統的學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訪錄·田制三》中指出歷史上的賦稅制度有“三害”，原話是：“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意思是說，歷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徵稅。
黃宗羲定律是描述農業社會農民稅費負擔的論述。
我們國家在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徵收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農民稅負確實減輕，甚至沒有了。不過，我們國家實行的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表面上看商家和老闆是納稅大戶，但實質上消費者是真正的大納稅人。而享受納稅大戶種種優惠條件，受表彰、得獎勵的，卻都是商家或者老闆，而老百姓作為實際稅收的貢獻者，卻沒有明顯享受到各種優惠與名譽。
從歷史的角度看，在工業社會中，如果政府的徵稅權不受控制，稅制每改革一次，企業的稅有可能最終又加重一次，而且還可能一次比一次重。這個從我們最近幾年，一直在降稅減費，但財政收入卻一直高速增長，這裡面雖然其他原因在內，但多少也能間接說明點問題。
簡單地說，中央要降稅減費是符合經濟發展的大向，關鍵是這個實處如何被執行到位。吳曉靈因此指出：“改革進入各方利益優化配置期，只有暢通通過法律手段調整各方利益。在吳曉靈的理解裡，“只有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律師的辯護權，尊重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尊重社會輿論的監督權，才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良俗善法引領社會風氣的淨化和社會秩序的優化。”
這些確實都是高見！唯有如此才能化解利益博弈下的減稅政策的滯與礙，讓減稅在陽光下行進。
波士財經
比起黃宗羲定律，更有名的是黃宗羲週期律！
幾千年來的歷史周而復始地重復著一個可怕的週期律：
新的官吏或富人在政府的國家機器撐腰下開始向中國老百姓壓迫剝削，中國老百姓起先會如同彈簧被初壓那般的毫無反抗地逆來順受，而這種逆來順受的軟弱性也就導致了在政府撐腰下的官吏或富人開始肆無忌憚起來，向中國老百姓實施更猛烈、更殘酷的壓迫剝削，直至壓迫剝削的程度逐漸接近並碰觸了中國老百姓的生存底線——彈簧被壓至反彈或者斷裂的臨界點——亦即：中國老百姓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無可退縮關頭，才終於迫使中國老百姓忍無可忍把遭受壓迫剝削過程中的一切壓抑著的憤怒爆發出來，至此一場規模巨大的災難隨著累積的能量之釋放而拉開了帷幕，大批大批的人將被這場酷烈的戰亂浪潮捲走生命，謂之是血雨腥風、屍橫遍野決不為過。
最終舊政府、舊官吏和舊富人被怒火中燒的老百姓一個個揪出來株連九族滿門抄斬，而一個新政府、一批新官吏和一批新富人在此同時也從紛亂的戰火中脫穎而出誕生了，開始進入下一個循環……
封建王朝的歷史大致的規律都是：建朝初期，百廢待興，開國皇帝勵精圖治，政治清明，天下富庶，出現一代盛世；盛世後幾代皇帝開始驕奢淫逸，人亡政息，官僚腐敗，百姓民不聊生，或外戚專權、或後宮掌權、或太監弄權；接下來大多會迎來個中興時期，當權者懲治腐敗，改革變法，百姓勉為生計，中興後腐敗不堪，百姓苦不堪言，揭竿而起，帝國轟然而塌，新的皇朝取而代之，重復著新的朝代週期。歷朝歷代最苦的還是咱們最底層的老百姓。
天眼1971
謝謝你的提問。黃宗羲是明清四大思想家之一。他並沒有什麼定律，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歷史思考，他的有些思想被現代人強調了一下，於是就出來一個“黃宗羲定律”了。
那麼，這個“黃宗羲定律”是什麼呢？原來，黃宗羲對於歷史上的經濟改革總結髮現，那些歷史上的歷次經濟改革措施，確實可以減輕農民負擔，但是，不久，農民發現，我們的負擔不但沒有因為減輕而寬鬆起來，反而經濟負擔越來越重了。
如果沒有現代思維，也就黃宗羲的一個思考而已。
但是，現代學者卻發現這卻是一個改革的實踐矛盾：要減輕國家稅收給社會的負擔，為什麼，負擔沒有減下來？
而黃宗羲首先思考提出了這個疑問，所以，就叫“黃宗羲定律”了。
既然是定律，就不是開玩笑，而是不可抗逆的規律。
所以，經濟學家就提出了“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不是我們感覺不到的，而是人人可以感覺到的。
比如，我們的收入一直在增長，我們的消費品質也在提高，但是，從來感覺不出“工資增長”後的富裕感。
所以，有人就說，還不如不要增長工資了，物價穩定就好。
我們個人是這樣。企業呢？企業的稅收也在改革，但是，企業並沒有感覺負擔減輕，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盈利增長緩慢，最容易感覺企業負擔過重。
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發展主要靠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確實也高效率促進了社會發展。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行各業，受國家指導發展的因素很大。
那是因為，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經過40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現代產業體系基本形成，這就不能把過去的經驗當做永遠的靈丹妙藥了。
而應該按照企業自身的發展規律去為企業服務。
這就需要強大的法制體系來做社會發展的保障，而不是以行政運作代替企業規律。
例如，國家稅收的增長究竟如何合理地才社會財富增長高速的產業獲得？實際收入增長者，是不是應該賦稅高一些？
目前，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階層，最容易感到增長被抵消了。
企業的經營條件是變化無常的，而一個行政手段，往往有強烈的目標性和規定性，這就不能按照規律辦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