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發生的“綦江慘案”是當時國民黨特務政治的“傑作”。弄清其原委，有助於我們認識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大搞獨裁、壓制民主的真實嘴臉。
“綦江慘案”始末
抗戰軍興，無數熱血男女，從四面八方湧向全國人民嚮往的聖地延安，投身偉大的民族抗戰。蔣介石則憂心如焚，除堵截阻止之外，還於1938年春在軍事委員會的名下設立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在去延安的一些關隘地方，諸如江西、山西、西安、武昌四地都設分團。總團由蔣親自兼任團長，陳誠任副團長，桂永清任教育長。訓練團名義上是培訓抗戰骨幹，實際上是收羅青年知識分子，強化培訓，大肆灌輸反共思想。武漢淪陷後，第一團由武昌遷往重慶綦江，學員有數千人，絕大部分是流亡學生、華僑青年。他們吃不飽，睡不暖，居住條件極為惡劣，不少人染上瘧疾，常發生搶飯事件。但愛國青年們不畏艱苦，還成立了“忠誠劇團”，排演陽翰笙於抗戰初期寫的歷史劇《李秀成之死》(1937年8月)，請馬彥祥執導。此劇寫太平天國領袖李秀成領導軍民反擊英帝國主義和漢奸走狗，支撐了太平天國十年之久；頌揚他拒頑敵、不屈服的民族精神，藉以譴責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政策。《李》劇在武漢、上海孤島演出七八十場，對激發民眾抗日誌氣起到了積極作用。
可是隨著國民黨五中全會《限制異黨活動法》中“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的出臺以及《共黨問題處理辦法》中規定“共產黨人在各地一般公私機關團體服務者，一經黨察，即以非法活動治罪”，訓練團的特務們從“忠誠劇團”的演出中，聞到了“異”味，開始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得放走一個”的殘酷鎮壓。“忠誠劇團”一行數十人於1940年1月15日應邀到重慶演出，演出前後一些演員與重慶的進步人士有所交往，發表過一些抗日言論。同行的混進劇團的特務立即向特務頭子、教育長桂永清密報，說《李秀成之死》是宣傳共戶主義，團內有共產黨組織……桂永清大怒，立即報告政治部部長陳誠，說大批共黨混進劇團；其首領女扮男裝，潛伏附近居民家中，設有電臺，廣佈通訊網；在重慶的鄒韜奮、沙千里是領導人，即將舉行暴動。陳誠立即指令按《限制異黨活動法》於4月中旬在五千名學員中進行大搜捕，株連抓押六七百人；又專門派出戰幹團三青團負責人、兇殘的特務頭子滕傑連夜在暗室審訊，用電刑、棍棒等嚴拷毒打逼供；把扮演李秀成的李英活埋；其他演職員二十多人，用刺刀刺死，挖深坑秘埋。新中國成立後，有關調查資料稱：被活埋有姓名者二百一十名，無名可查者五六十名，受刑致殘者四十餘名，因共產黨嫌疑被監視者三百餘名。(參見《陽翰笙劇作新論》第37頁，石曼文)
大抓捕開始後，《李》劇中的一位女演員(系學生)僥倖逃出綦江，跑到重慶第三廳找到三廳主任秘書、也是劇本作者陽翰笙等進步人士控訴了上述罪行。陽等立即彙報周恩來。周找到新上任的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張治中此時也接到密報，便派人密查。一時，陪都媒體競相報道，引起各界輿論萬分憤慨；連章土釗也在報上寫詩記其事，有“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獄”之嘆。張治中不得不親赴綦江處理此事，把尚在關押的學員放了出來，把迫害學員的主犯押回重慶交軍事法庭審判，分別作了處理。據說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還當面讚賞張治中妥善處理綦江事件，對和平有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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