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现状特征、成长路径与政策需求

一、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 我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些地方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 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显普遍, 农民分工分业分化导致农业从业者总体情况出现数量萎缩、结构失衡、素质堪忧、后继乏人的问题。[1]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基于将来“谁来种地”的战略考虑, 引起中央高度重视。2005年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育“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育职业农民,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其中职业农民是主体, 2007年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问题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将推进农民职业化摆上日程。同年, 农业部在安徽省蚌埠市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 在全国设立100个部级试点县, 计划通过3年试点,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人。

目前国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 多数学者在现代农业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的背景下, 从发展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推进“三化”同步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四个方面阐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2~6]二是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目前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符合四个基本条件, 即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7]一些学者将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和兼业农民进行了比较, 郭智奇等指出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 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结构;职业农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 强调的是产业结构。三是关于国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经验介绍, 郭智奇等总结了美国、英国、韩国、德国在职业农民立法、农民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农民职业教育公益性定位三方面的发展经验;高翠玲等、[8]李红、[9]杨慧芬等[10]特别对日本和韩国关于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制度、机构设置、扶持政策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作了详细介绍;张艳莉等[11]总结了荷兰“活力四射的农村” (类似我国新农村建设) 对职业农民进行培育的经验。四是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 包括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完善农业行业就业准入制度、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等。[12]此外, 朱启臻[13]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需要特定环境, 包括确立土地流转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充分的社会尊重、良好的学习氛围、城乡一体化要素流动的环境。

综观国内已有研究, 目前研究多集中在理论阐释和政策解读层面,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基于浙江省、湖南省、四川省和安徽省四个部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的实地调研, 着眼于揭示各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是哪些群体?他们的现状特征、成长路径以及政策需求, 并提出相应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途径的基本思路。

二、数据与调查

1. 样本分布

课题组于2013年5月至10月底, 深入浙江省富阳市、江山市、云和县、四川省蒲江县、安徽省巢湖县、湖南省石门县六个部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以及萧山、鄞州、乐清、长兴、嘉善、新昌、义乌、开化、仙居、松阳十个浙江省省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进行调研。每到一地, 首先, 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管部门 (农科教) 进行访谈, 了解其如何确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 (1) 培育模式以及实际推进该项工作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然后, 由试点所在地的主管领导综合考虑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同规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中推荐产生调研对象, 共完成495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深访记录和相关问卷, 其中304个农业专业大户、94个家庭农场主和9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各样本在各试点以及产业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样本在调研区域及主导产业的分布情况

2. 问卷设计及调查

调查问卷由被调查村基本情况、被调查新型职业农民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农业生产经营概况、社会化服务概况以及目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意愿五部分内容组成, 其中, 基本情况、生产概况、面临困难和发展意愿是调查重点。考虑到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可能耗时过长、或他们理解上的偏差影响问卷回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亦或对农户不理解的选项不能给予及时解答影响调查过程连贯性从而引起农户厌烦, 故本次问卷调研均由课题组5名成员亲自完成, 并对关键问题缺失进行追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和问卷的回收率。

三、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现状特征

尽管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人三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在经营模式、组织架构和利润分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但从本质上看, 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特征:以农业为职业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和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 具有一定的产业化组织能力和社会化服务能力。现结合调查资料和数据, 给出以上三方面的具体分析:

1. 以农业为职业并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年龄结构来看, 平均年龄46.8岁,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平均年龄相差不大, 且50岁以下的占到75%左右。其中, 45岁~55岁之间所占比例最高, 占66.4%;其次是35岁~45岁, 占23.4%;然后是25岁~35岁, 占7.5%;55岁~65岁只占2.7%。从培育对象文化程度来看, 高中或中专文化所占比例最高, 占64.5%;其次是初中, 所占比例为29.1%;然后是大专及以上, 占5.3%, 小学程度比例仅为1.1%。从三类主体的区别来看, 只有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大户占了13.44%, 而这一学历水平的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的比例分别为6.86%和0。值得注意的是, 培育对象几乎都具有1~2项资格证书, 如农机作业证书和植保证书, 495个总样本中, 2.6%新型职业农民获得农民技术员、农民助理技师、农民技师、农民高级技师职称。由此可见, 新型职业农民已呈现年轻化和知识化发展趋势;持有涉农专业中等及以上学历教育毕业证书、农业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等体现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和从业素质的相关证书已成为各地培育对象选拔的重要准入门槛。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家庭农业劳动力情况来看, 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2人所占比例最高, 为61.2%;其次是3人, 占23.4%;然后依次是4人、5人, 分别占10.1%和5.3%。从培育对象2013年家庭经济总收入情况来看, 10万~15万元所占比例最高, 为77.3%;其次是5万~8万元, 占14.8%;然后是8万~10万元、15~20万、20~30万、30~50万、50万以上, 分别占总样本的3.1%、2.3%、1.1%、0.8%、0.6%。从其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来看, 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集中在75%~90%和90%以上两个区间, 两者合计占总样本数的94.2%, 然后分别是50%~75%和25%~50%, 分别占4.6%和1.2%。以上调研数据符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以“农业为职业”和“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两个基本条件, 同时表明农业本身是有可能有条件达到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的, 在与其他行业比较时, 越来越显示出其职业吸引力。

2. 具有适度的经营规模和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

从土地经营及流转情况来看, 课题组并没有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经营面积进行统计, 因为农业产业特点和产品特征不同对土地经营面积的要求也不同。我们将调查样本的产业归纳为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粮油)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蔬菜、水果、茶叶、食用菌) 、资金密集型农产品 (禽畜水产、中药材) , 然后对家庭总收入在20万~30万元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75%~90%以上的样本进行分析, 发现土地经营面积越大, 家庭总收入越高, 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但不同产业获得较高利润的土地规模 (即适度土地规模) 显示出明显差异, 粮油获得20万~30万元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75%~90%以上的样本土地经营面积集中在300亩左右;蔬菜、水果、茶叶、食用菌多需20亩~30亩;水产多100亩左右, 而中药材则8亩~10亩就能达到较高收益。362户 (占总样本数91.5%) 进行了土地流转, 调查结果表明,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 专业大户阶层日渐形成, 规模经营效果显现。

表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样本生产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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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新型职业农民调研对象都购置了农机具, 粮油投资最高, 平均投入集中在120万~150万元, 66.4%的粮油生产经营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了全程机械化;食用菌和茶叶以100万~140万农机投入紧随其后;蔬菜投资主要在大棚投入方面, 平均投资因大棚种类不同而异。农机投资也体现了新型职业农民长期经营意愿。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三类新型职业农民农机及基础设施购置资金来源如表2所示。

3. 具有一定的产业化组织能力和社会化服务能力

为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新型职业农民除自身发展, 还积极领办组建或参与现代农业组织体系和多种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从总体样本均值来看, 70.6%新型职业农民要么领办或是合作社 (或行业协会) 成员, 要么注册公司或家庭农场, 要么是“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中订单生产的农户。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组织体系以及经营模式中提高了其自身生产技术标准化、科技化、品牌化程度, 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见表3) 。

表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生产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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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成长路径

通过对上述培育对象现状特征的剖析, 课题组进一步深入分析他们的个体交叉特征, 总结出五类主要的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来源及群体特征。

第Ⅰ类:“投资农业的企业家”。在45岁~55岁的经营者中, 有过创办企业经历的主体比例达63.24%, 远远高于有过其他非农就业经历或担任村干部经历的主体比例, 这个群体主要是一些退出非农产业转而投资农业的企业家, 包括一部分早期外出创业的农民企业家。企业家投资产业的转移行为, 不仅是受到近年来外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还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有关。

第Ⅱ类:“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在35岁~45岁的经营者中, 有过打工经历的主体 (25.00) 比有过经商 (23.08%) 或办企业 (19.12%) 经历的主体比例要高一些, 这个群体主要是放弃 (或失去) 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企业家对非农产业投资的减少, 必然导致城市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 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农民工“回乡潮”的根本原因。他们回到家乡后, 势必要寻求新的谋生出路, 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地选择了农业经营领域的创业之路。

第Ⅲ类:“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受国家近年来鼓励大学生村官政策以及城市就业形势的恶化, 毕业后来到基层创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 在没有过任何非农就业经历的主体中, 拥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2.61%。课题组发现, 这其中除了一部分长期在基层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老农技员以外, 大部分都是近年来毕业的农村大学生。虽然, 目前这个群体的数量还不是很多, 在各类新型职业农民主体中所占比例也较低, 但却代表了未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希望。

第Ⅳ类:“农村种养能人”。在55岁~65岁的经营者中, 有44.41%的人没有任何外出打工、经商或创办企业的经历, 这个群体主要是那些借助近几年政府农业扶持政策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农村种养能人。在这类主体中, 虽然有将近60%的人只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 但是他们凭借自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术, 再结合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和项目, 从传统的小规模种养户发展成为专业大户 (26.34%) , 或组建成立合作社 (32.35%) 和注册企业 (13.64%) , 并担任这些组织的负责人。

第Ⅴ类:“农村干部带头人”。有村干部任职经历的经营者主要集中在45岁~55岁 (46.09%) 和55岁~65岁 (32.03%) 这两个年龄段, 他们通过村民民主选举, 一般由一些年纪较大、在当地比较有威望的人担任。这些农村干部带头人凭借自己对国家农业政策的了解和对当地农村情况的熟悉, 逐渐发展成为各类专业大户, 或自己合作社和注册企业, 并担任这些组织的负责人。

由此可见,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是有其特定群体身份来源的, 其中既有受近年来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转移投资目标或就业方向的企业家、农民工或大学生, 也有长期以来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或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农村种养能人、农技员或村镇干部。

五、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政策需求

无论是从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特征和生产经营情况来看, 还是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看, 我国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方面已取得了起步阶段性成绩。与此同时,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瓶颈问题, 要进一步提升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竞争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抵御风险能力, 就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从总样本均值来看, 86.43%的培育对象都享受有政府性补贴 (如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贴) 和项目性补贴。但他们已经获得的扶持政策与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这也正是许多被调查者反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的主要原因。为此, 我们根据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负责人三类新型职业农民不同情况, 对他们的相关政策需求进行排序, 并进行总结分析 (见表4) 。从各样本点培育对象政策需求来看, 对政策需求最强的五项依次为政府资金 (或项目) 扶持、土地流转服务、金融信贷支持、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推广、解决设施用地。

表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政策需求排序情况

注: (1) 至 (9) 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政策需求依次减弱, 即 (1) 最强, (9) 最弱。

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思路

1. 抓好三类新型农业职业农民培育对象 (“培育谁”)

一是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白领”, 即农业经营管理者。包括龙头企业老板、合作社社长等。这类农民往往见识广, 阅历丰富, 处事公道, 经济实力强, 有创新能力, 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 往往能够带领农户组建法人实体进行公司制经营以及产业化拓展甚至是区域内行业协调。

二是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蓝领”, 即种养能手。包括种植能手和养殖能手。这类农民具有丰富的种养技术和田间管理水平, 是我们俗称的“土专家”, 他们是传统农耕技术和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也是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主要载体。

三是要培育社会化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包括贩销大户、农民经纪人、农机手、植保员、防疫员、沼气工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人才。

2. 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 (“培训什么”和“如何培训”)

总体上,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培训应以培育“以能务农”、“以德务农”、“以法务农”实现农民现代化为最终目标, 分区域、分产业、分模块进行灵活多样培训, 实现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从临时型、短期型、技能型、就业型向规范型、终身制、职业型、创业型培训转型。

一是不同类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培育模式。对于新型职业农民重点培育对象, 应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通过工程项目、院校培育、远程教育、创业扶持或文化活动等形式加以培育, 依托政府相关部门或各类学校为培训主体, 重点培训其职业素质、道德规范、就业技能、创业能力, 培育经营型、技能型、创业型农民或实用人才。对于“生产经营型”和“技术服务型”农民, 应以政府提供支持半市场化形式, 依托农业园区、推广机构或科技项目加以培育, 重点培训其农业科技知识、职业技能水平、经营管理能力, 培养科技型、推广型、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对于“种养殖能手”, 应依托农民合作组织、协会、农业企业来培育满足自身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 重点培训与主导产业相关的农业科技知识、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产品流通、经营管理等知识和技能, 培训适应当地农业产业化或企业发展的产业工人。

二是不同区域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选择须综合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不同经济板块的地域特征, 包括经济条件、人文条件和农业资源条件 (见图1) 。

三是不同产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不同农业产业 (农产品) 类型不同, 决定其技术特性、土地依存度、产业链环节等均具有自身特性,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和相应的培训模式也应体现差异性 (见图2) 。

图1 我国不同经济区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选择

图2 我国不同农业产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选择

3. 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激励政策 (“长效机制”)

一是明确新型职业农民享受独享性扶持政策的条件。改变目前“普惠式”农业补贴制度, 出台新型职业农民独享性的涉及创业兴农、风险支持、信息服务、劳动保障等综合性扶持政策体系, 使有能力、有实力、有意愿的新型职业农民真正能享受到扶持政策。建立起严格的农业准入制度, 将职业农民资格作为享受农业补贴、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扶持的前置条件, 使农业成为进入有门槛、经营有效益、收入有保障、职业有尊严的具有吸引力的职业。

二是对新型职业农民实施“五优先”。即:鼓励成片土地优先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在每年新增惠农政策上, 优先享受涉农优惠扶持政策;在编制和申报项目上, 优先安排申报中央、省级农业项目扶持;在金融信贷和保险上, 优先享受金融信贷扶持政策和提供农产品保险支持;在财政安排强农资金上, 优先逐步增加经费投入。

三是研究制定梯度扶持政策。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不同阶段, 确定扶持政策重点。在发展初期, 着力帮助其解决信贷担保、基础设施、土地流转、设施用地等问题;在成长成熟期, 帮助解决质量安全、品牌建设等问题。

原标题：新型职业农民:现状特征、成长路径与政策需求——基于浙江、湖南、四川和安徽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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