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苦口婆心地歷數了大哥一路來對大嫂的感情，分析了去蘇聯將會遇到的種種困難，想方設法解開賀子珍心中的疙瘩。按理說，聽到毛澤民一番發自肺腑的勸說，賀子珍應該動心。可她此時恨不得長上翱翔的翅膀，立刻飛往她嚮往已久的幸福國度，去實現心中的美好憧憬！這一次，誰的話她都聽不進去了。
毛澤民烈士
本文摘自《革命與愛》，耘山 周燕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在從未有人調閱過的檔案上，意外發現賀子珍化名“文雲”的深意
2005年夏天，作者耘山準備去莫斯科尋找毛澤民的檔案資料。李敏的兒子孔繼寧當時正在拍攝外婆賀子珍的電視專題片。他迫切希望能更多地瞭解賀子珍在蘇聯養病期間的真實情況，希望能找到她本人留下的真跡。這樣一來，尋找賀子珍的檔案資料，也成為耘山莫斯科之行的一項重要任務。
有了查閱毛澤民檔案資料的經驗，耘山信心十足地進入目錄檢索。結果卻令人遺憾，沒有找到有關賀子珍檔案的一絲蹤跡。
檔案館的負責人—一位熱情、盡職的俄羅斯老太太，又調取了有關賀姓中國人的全部目錄，翻來翻去，仍舊一無所獲。
檔案館裡非常寂靜，只聽手錶的指針在嘀嘀嗒嗒飛速地走著。正在束手無策時，耘山用力拍了兩下腦殼：“哎呀，我犯了一個慣性思維的錯誤！怎麼就忘了中國同志在蘇聯都是用化名啊，按照賀子珍這個名字去找檔案，當然找不到任何東西！”
賀子珍在蘇聯的化名究竟叫什麼？出發前，沒有任何人提及此事。這下可把耘山急壞了，他立即拿出手機，向北京發送短信：
繼寧：
你姥姥在蘇聯到底叫什麼名字？我只有3個小時閱讀檔案的時間，請速告！
耘山
當時時間是莫斯科上午9點鐘。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卻遲遲不見孔繼寧回覆。耘山火急火燎。回國後，耘山才聽孔繼寧說原因：“那天，接到短信後，我就狂奔回家，翻騰了2個小時，也沒找到任何可以借鑑的東西，就連我媽媽也弄不清我姥姥在蘇聯到底叫什麼名字。”
收不到回覆，是正在閱覽室裡查閱資料的那個聰明的美國女孩馬意莉，給了耘山很大的幫助。
為了完成“中國留蘇學生”的研究課題，馬意莉曾查閱過大量有關前蘇聯國際兒童院的檔案材料，看到過關於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的情況。據馬意莉回憶，在她的印象中，李敏的母親曾在國際兒童院工作過。她建議，不如從查閱國際兒童院的檔案入手，也許能夠找到一些有價值的線索。
文雲—一個從未聽說過的陌生的名字，出現在耘山的視線裡。
他將信將疑地打開封皮上寫有“ВЕН ЮН”字樣的РГАСРИ 495/225/420 檔案卷宗，一頁一頁仔細地瀏覽。卷宗裡的第一份材料是由文雲本人用中文填寫的《個人履歷表》。
履歷表的第1欄，是姓名(化名)、改名後應指出舊名和改名原因。在這裡，填表人工整地填寫著：
文雲(賀子珍是過去名字，因來蘇聯改的名字)
第2欄，出生時間和地點：
1911年生於江西永新縣
……
第23欄，直系親屬的情況：
父親沒有消息，弟兄有兩個犧牲，母親死了，有哥哥賀敏學在新四軍，妹妹賀儀(怡)在江西，都是黨員。
耘山越看越激動，這份履歷表完全證實了—填表人“文雲”就是賀子珍！
推敲“文雲”這個名字，其實很有意思。儘管賀子珍當時很任性，執意要離毛澤東遠去，但在莫斯科起化名時，她還很下意識地沿用了毛澤東母親文七妹的姓氏。
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處在地下，為了隱蔽身份，用化名是常事，特別是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自從1925年，毛澤民負責黨的出版發行工作後，就曾用過一系列的化名：初到上海時，他化名楊傑，後來就是一連串的周姓：周泰安、周方、周澤民、周韻華、周彬；去蘇聯養病時，又化名周全。歸結起來只有“周”、“楊”兩個姓氏。
毛澤覃的前妻周文楠曾回憶說：“1927年秋，澤民在我家住時，就改姓周。他與我的母親周陳軒相處得很好，叫她媽媽。”
周文楠又舉例說：“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毛主席住在武昌都府堤41號時，人們都叫他‘楊先生’。”毛澤東用的是楊開慧家的楊姓。
她言外之意，毛澤民偏愛“周”、“楊”二姓，亦出於親情，這與毛澤民同大嫂楊開慧、弟媳周文楠兩家的關係極好有關。
由此推斷，“文雲”這個名字可能不是賀子珍隨意起的，在她的心靈深處，還情繫著毛澤東的革命大家庭。
毛澤民急匆匆踏上赴蘇之路，真的是為哥哥嫂子勸和？
毛澤民第一次見到大嫂賀子珍，是在1931年秋天，他和錢希均一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那時，賀子珍在毛澤東身邊擔任機要科長。她一身整齊的灰色軍裝，頭戴紅五星八角帽，英姿颯爽，開朗潑辣，給毛澤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當毛澤民得知，賀子珍是由永新縣向井岡山撤退的唯一的女共產黨員，也是這支隊伍中的第一個女兵，更加深了對她的敬重。
毛澤民是我黨早期紅色理財專家。來到中央蘇區後，他出任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在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重重包圍和封鎖之中，他挑起了統一貨幣金融、統一財政的重擔。他殫精竭慮，清正廉潔，為發展蘇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保證軍需、支撐前方戰事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毛澤東受到“左”傾路線排擠的艱難日子裡，毛澤民時刻牽掛著落難中的大哥，甚至關心著他們的每一個孩子。
讓賀子珍不能忘懷的是在長征路上。紅軍出發時，毛澤民夫婦與賀子珍都被編在中央縱隊。錢希均與賀子珍還同在幹部休養連。賀子珍的身體不好，長征前又懷孕了，每天隨大部隊強行軍非常辛苦。毛澤民每次見到大嫂，總要關心幾句。錢希均是休養連的政治幹事，更是儘可能地多給她一些照顧和幫助。
遵義會議後，紅軍在進入雲南途中，突然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襲擊轟炸。為了掩護在婁山關戰鬥中身負重傷的團政委鍾赤兵，賀子珍捨生忘死撲了上去，自己卻倒在血泊中……當她從昏迷中甦醒來時，毛澤民和錢希均就守候在她的身邊。毛澤民甚至親自抬擔架，把她抬出最艱險的一段路程。
1937年底，毛澤民從上海回到西安時，正在西安休養的錢希均告訴他一個令人驚詫的消息：賀子珍不顧毛澤東的勸說和挽留，已經動身去蘭州，準備去蘇聯治病。毛澤民沒有想到，他離開陝北不到一年，大哥和大嫂之間的關係竟鬧到如此嚴重的程度。
賀子珍自1928年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結婚，一晃10年，一直擔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協助毛澤東工作和照料他的生活上。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賀子珍強烈要求獨立工作。組織分配她到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科任科長。後來，她又到抗大學習。正是這時，賀子珍與毛澤東之間感情出現了一些裂痕。
紅軍立足陝北後，延安成了中國革命的聖地，許多抗日青年奔赴延安尋找抗日救國的真理。毛澤東經天緯地，博學多才，對許多問題都感興趣，他很喜歡同這些知識分子們交往，從中瞭解情況，獲得更多的信息。
賀子珍生性倔犟，內心的委屈不表露出來，卻在心底掀起狂波巨浪。想到自己多病的身體，以及身上還有4塊彈片沒取出來，她常常處於孤獨和痛苦之中。她想做手術，把彈片取出來，早日恢復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而延安的醫療條件太差，這樣的手術做不了。她決定去西安，然後轉赴上海。當時，上海設有八路軍辦事處，毛澤民和錢希均又正在上海執行任務。
毛澤東見賀子珍要走，就極力挽留她。毛澤東說：“這些年，你跟著我受了這麼多的苦，現在情況不同了，我有發言權了，以後不會讓你像過去那樣。”毛澤東的這些肺腑之言並未打消賀子珍要走的念頭。
1937年10月，當賀子珍來到西安時，抗戰形勢已發生變化。上海八一三事變後，中國駐軍奮起抵抗，開始了歷時3個月之久的淞滬抗戰。這時，錢希均已從上海輾轉南京、武漢，回到西安。她曾極力勸說賀子珍不要去上海，那裡正在打仗。直到11月12日上海淪陷，南京危在旦夕，賀子珍才徹底打消了去上海治病的念頭。
正當賀子珍進退維谷之時，黨中央與共產國際達成協議，決定送一批身體較差的領導幹部去蘇聯莫斯科，一邊養病，一邊學習，為未來的持久戰爭儲備指揮人才和骨幹力量。賀子珍從中受到啟發，下決心要去蘇聯。她憋足了一股勁兒要重新塑造自己——成為一個身體強健的、有馬列主義水準的革命女性！
這年11月底，賀子珍終於從西安出發，踏上漫長的旅程。這時，她發現自己已經懷孕。與她同行的陝北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長、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當時，賀子珍的心情非常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一路都很高興。
賀子珍一行途經蘭州時，中共駐蘭州八路軍辦事處中央代表謝覺哉接待了他們。《謝覺哉日記》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如鳥出樊籠，歡喜無限。”
然而，毛澤東最瞭解賀子珍的脾氣秉性和生活能力。他知道寄人籬下的日子不好過，賀子珍這一去肯定要吃不少苦。更何況，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沒有外交關係，我們的同志去蘇聯學習、治病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關懷下秘密進行的。賀子珍的身體不好，性格急躁，又不會俄語，很難融入蘇聯的社會生活。她面臨的困難肯定比其他同志更多。毛澤東深為她今後的處境擔憂。
從西安到進入蘇聯國境的一路，甚至在賀子珍到達莫斯科後，不斷有同志捎來毛澤東的口信，讓賀子珍回延安。
毛澤民隨後也被安排赴蘇聯學習、治病，他急匆匆地離開延安，又馬不停蹄地由西安直赴蘭州。為什麼走得這樣急？有人對此提出疑問，在前往新疆的運輸車隊中，一行有幾十人，卻只有毛澤民夫婦二人是去蘇聯的，為什麼沒有像前面那樣有其他同行者？推測的一個說法是，毛澤民可能就是毛澤東最重要的一個“捎信人”，他們夫婦走得匆忙，就是要儘快趕到蘭州好及時勸回賀子珍。
1938年1月6日，當毛澤民到達蘭州時，賀子珍已於10天前飛往迪化。
2月1日，毛澤民到達迪化時，賀子珍正在那裡等候飛往邊境的蘇聯軍用飛機。這是毛澤民勸說賀子珍最後的一次機會。毛澤民性格隨和，很善於做思想工作。他苦口婆心地歷數了大哥一路來對大嫂的感情，分析了去蘇聯將會遇到的種種困難，想方設法解開賀子珍心中的疙瘩。按理說，聽到毛澤民一番發自肺腑的勸說，賀子珍應該動心。可她此時恨不得長上翱翔的翅膀，立刻飛往她嚮往已久的幸福國度，去實現心中的美好憧憬！這一次，誰的話她都聽不進去了。
初到莫斯科時，賀子珍住在位於孔策沃區的共產國際黨校八分部。1938年4月初，她在莫斯科謝琴諾夫婦產醫院生下一個可愛的男孩。為了不耽誤學習，她把孩子放在託兒所。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僅10個月就夭折了。賀子珍忍受著失子的痛苦和頑固的頭疼病，照樣堅持學習。她的政治理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歷經痛失愛子和生活的坎坷後，賀子珍對毛澤東的怨氣漸漸平息了。她盼望著在中國黨校的學習結束後，能回到延安，與毛澤東重歸於好。但就在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了。當消息傳到莫斯科時，賀子珍極為震驚。她反覆回想了自己離開毛澤東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事情，沒想到由於自己的任性和草率竟造成這麼沉痛的後果！
1939年6月，毛澤民來到了莫斯科，與賀子珍同在庫其諾黨校七部學習。見到久別的親人，賀子珍很動情，又很愧疚，將一肚子的心裡話向毛澤民傾訴。賀子珍決心重新找回自我，面對現實，鼓起生活的勇氣。
從延安來莫斯科的同志給賀子珍帶話說，她離開延安後，她的母親杜秀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已從江西老家來到延安。
1938年初，賀子珍的父親病逝。母親杜秀感到悽苦孤單，想與女兒一起生活。組織上派專人把老人家送到延安。可當老人到達延安時，賀子珍已經去了蘇聯。老人的生活就由毛澤東照顧。而當時，毛澤東正全力以赴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在一段時間裡，組織上曾讓毛澤民的女兒毛遠志和老人住在一起以便照顧。小遠志精心陪伴和伺候老人，為她洗洗涮涮，端屎端尿。杜秀老人在親人們的關心照顧下，安享幸福的晚年。
遠在異國他鄉的賀子珍，想起撫養他們兄妹長大、又支持他們參加革命的老母親，禁不住潸然淚下，她的心中對毛澤民和侄女小遠志充滿了感激。
賀子珍在莫斯科苦苦煎熬；張梅與林彪在莫斯科離婚
1940年2月，毛澤民從蘇聯回到新疆，他心中一直惦念著孤身在外的賀子珍。每當有熟悉的同志從蘇聯回國途經迪化，他都要打聽一下賀子珍的消息。
這年夏天，在中國黨校七部學習、養病的同志正式結束學業。在30多位中國同志中，除劉亞樓、楊至成等6位軍事幹部繼續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學習外，大部分同志先後回國。由於特殊原因，賀子珍被留在莫斯科，和她一起被留下的，還有林彪的妻子張梅。她們被蘇聯紅色救濟會安排到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工作。
在黨校學習時，賀子珍的心情是比較愉快的，周圍都是中國同志，在學習討論時，她可以敞開心扉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甚至有時爭得面紅耳赤。當朝夕相處的同志們離開，要她獨自融入蘇聯的社會生活後，新的困難和矛盾接踵而來。在中國，在革命隊伍中，賀子珍一直過著“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為黨工作，吃飯、穿衣則全由部隊負責，雖然生活很艱苦，但她很習慣。在蘇聯，在保證最低生活的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只有付出一份具體的勞動，才有一份相應的報酬。為什麼是這樣呢？賀子珍很想不通。加之她聽不懂俄文，有話不能說，有耳不能聽，很難得到適合她做的一份工作，遇到的困難就很多。
而剛滿20歲的張梅，性格開朗，活潑好動，很快適應了兒童院的工作。每天，她和孩子們一起唱歌、跳舞、做遊戲，孩子們都很喜歡她。
1941年1月底，一架從延安飛來的蘇聯軍用飛機降落在迪化機場。飛機上走下了4個孩子，被秘密送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這4個孩子是：毛澤東4歲的女兒嬌嬌(李敏)、朱德總司令的愛女朱敏、王一飛烈士的兒子王繼飛和羅亦農烈士的兒子羅西北，他們將被送往蘇聯。
這一天，毛澤民處理完手中的工作，就到八路軍辦事處來看望孩子們。他拍拍這個，摟摟那個，又仔細地端詳他們的小臉。最後，他抱起小侄女嬌嬌。此時的嬌嬌小臉蠟黃，臉蛋上還帶著兩道淚痕。
伶俐的朱敏這年14歲，她好像是這次“航班”的小領隊。她用一口地道的四川成都話向陳潭秋和毛澤民叔叔彙報了他們在飛機上的情況。她說：“我們幾個都是第一次坐飛機。飛機一起飛，我們的心好像要從心口裡揪出來一樣。飛到半路，飛機一個勁兒地‘發抖’，我們幾個人都吐了……”
朱敏喘了一口氣，接著彙報：“今天早晨，是毛伯伯送嬌嬌上飛機的，飛機一起飛，嬌嬌突然哭起來，她一會兒說肚子疼，一會兒說要大便，我就幫她解開褲子，她又說沒有大便，折騰了好幾次……”
毛澤民離開延安時，嬌嬌不滿週歲，現在她4歲了。看著眼前這位穿著西裝的陌生叔叔，她好像又有些眼熟，他說話的聲音、語調怎麼和爸爸一樣呢？特別是那雙大眼睛，還有那雙手指長長的大手……
嬌嬌還在琢磨抱她的人究竟是誰？調皮的朱敏就指著毛澤民說：“我看你像一個人！”
毛澤民佯作疑惑地問：“你說說看，我到底像誰呀？”
朱敏湊在毛澤民耳邊詭秘地說：“我看你呀，就像延安的毛澤東伯伯！就是嬌嬌的爸爸。”
毛澤民笑得前仰後合，指著朱敏的鼻子說：“哎呀，我們朱總司令的小丫頭真是個鬼靈精啊！”
這時，新疆的政治局勢已經日趨緊張。為了孩子們的安全，白天辦事處的叔叔阿姨把他們關在屋裡看書、遊戲，不讓他們出門，等到天黑了，才讓他們在院子裡散散步。
毛澤民下班後，經常來看孩子們，還給他們帶來新疆葡萄乾和奶油點心。小嬌嬌和二叔特別親，總是發嗲地依偎在二叔的懷裡。
孩子們在“八辦”過了十幾天黑白顛倒的日子，終於要啟程前往蘇聯。毛澤民關心地囑咐他們，一路上都要注意什麼，還特別託付朱敏照顧好小妹妹。
送走嬌嬌，毛澤民的心情越發沉重：這孩子將與她母親團聚，可她能受得了那苦嗎？
一臉稚氣的小嬌嬌怎麼也不會想到，她是最後一位見過二叔毛澤民的毛家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發動閃擊戰。德軍的兵鋒直逼莫斯科城下。戰爭爆發不久，賀子珍和張梅從莫尼諾兒童院轉移到伊萬諾夫國際兒童院。伊萬諾夫地處莫斯科西北，距離戰場比莫斯科城還要近，飛機轟鳴和爆炸聲終日不斷。“一切為了前線！”是全體蘇聯公民的行動口號。
戰爭在殘酷地進行著。紅色救濟會配給兒童院的食品明顯不足。按規定，兒童院的每名職員每天有800克的麵包，小孩子有600克。而多數時間，孩子們要靠土豆果腹，甚至要靠自己的勞動獲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當時，學校設有工藝課，女孩子學縫紉，給前線的紅軍戰士做內衣；男孩子學做木工活兒，為前線釘制木箱。為了做飯和取暖，孩子們要到很遠的林區自己伐木，然後劈成合適的柴塊，再用爬犁拉回來。孩子們還在學校附近開荒種菜。而賀子珍一直沒有合適的工作，又沒有參加伐木，也沒有種菜，因此，她無法取暖，也沒有菜吃，只能得到400克的麵包。她只好賣掉從中國帶來的手錶、鋼筆和衣物，換取食品，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這時，張梅的婚姻生活也遭受到打擊。據當年中國黨校的同志回憶：林彪自受傷後，性情變得很鬱悶，不願意多接觸人，經常是一個人靜靜地坐著，表情木訥地陷入深沉的思考，偶爾看一些軍事方面的書籍，就是吃飯也要讓人端到寢室裡。而張梅年輕，活潑好動，又喜歡熱鬧，這讓林彪非常反感，常常為此大發脾氣，甚至阻止張梅外出。兩人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在林彪離開蘇聯之前，他與張梅正式離婚。
因為冬天沒有生火，身體瘦弱的嬌嬌經受不了嚴酷的寒冷，不幸得了一場重病，一連9天不省人事，幾乎失去生命。後來，是賀子珍把她從醫院接回來，帶在自己身邊，從此再沒有送嬌嬌去幼稚園。
看著眼前的窘境，賀子珍又想到自己生下的其他5個孩子，除了在莫斯科生下的男孩在託兒所病死外，其他4個孩子均已失散於國內的4個省，要想找到他們談何容易！
離開中國黨校後，在近3年羈留於蘇聯的時間裡，賀子珍一直在困苦中煎熬著。她曾幾次給共產國際幹部部寫信請求幫助，希望得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飯吃就夠了。然而，她哪裡知道，1943年5月，共產國際已經宣佈解散。
這時，國際兒童院來了一位新院長，名叫瑪尕洛夫。他對中國孩子非常歧視，總是挑刺兒找茬兒，大加呵斥。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兒童院的食品本來就不充足，瑪尕洛夫還從中剋扣供他們夫婦吃小灶，他們餐桌上總不斷肉食和蔬菜。
賀子珍語言不通，說話又很急躁，她的要求往往得不到院方的理解和支持。瑪尕洛夫還經常訓斥她：“你待在這裡不想幹活兒，難道還要我們養活你們這些懶蟲！”這種人格上的侮辱，誰也無法接受，更何況賀子珍是從戰場上拼殺出來的女將。她一再給有關方面寫信，申述情況，希望能得到一些幫助。
然而，蘇聯正在抗擊德國法西斯，誰又能有更多的精力來照顧、幫助賀子珍呢？她火爆的脾氣終於讓她怒不可遏。
瑪尕洛夫竟強行把賀子珍送進精神病院……
賀子珍在蘇聯的境遇的確是悲慘的，但與其他在蘇聯失蹤的同志相比，她還算是幸運的。
1946年，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和中共東北局副書記羅榮桓先後到蘇聯養病。他們瞭解到賀子珍被送進精神病院的情況，隨即向國內作了報告，經中共中央與蘇聯有關方面交涉，賀子珍終於重獲新生。
1947年春天，冰雪消融，樹綠了，草青了，花開了。賀子珍帶著岸青和李敏終於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李敏在《我的父親毛澤東》一書中記錄了這段感人的情景：
媽媽盼望的日子終於到了。我們從莫斯科起程，乘火車回國了。
從莫斯科到哈爾濱，要穿越蘇聯的大半部地區，聽說我們要走八天八夜才能到呢！
我不時看著媽媽。她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一會兒又臉貼著車上的玻璃窗向外看著。我奇怪，她在想什麼？找什麼？看什麼呢？
當火車靠近中國邊境時，媽媽一直站在車窗邊。我明白了，媽媽是想快點，再快點回到祖國的懷抱，回到她曾經出生入死捍衛過的那塊屬於她自己國家的土地上。
列車終於駛進哈爾濱車站。人們都站起來，準備下車了。我緊緊拉著媽媽的手，隨著人流向車門走去。我感到媽媽的手心裡有些汗，她的手在微微地顫抖。我抬頭看了看媽媽，她的臉上流露出喜悅、興奮和幸福的神情，激動的淚花在她的眼睛裡轉著。當來到車門口的那一刻，媽媽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意思是說：終於到家了！我終於站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了！我終於擺脫了令人恐怖的日子，擺脫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我真正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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