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致新
眾所周知，後現代文化是“表面”的文化——而且如愛倫坡在《被竊的信》中所言，解謎遊戲中最大的字才最容易被忽略——那麼打開《擺渡人》這個文本的鑰匙也就“藏”在最觸手可及但又難以察覺的表面，即影片的標題之中。
作為解謎的鋪墊，讓我們不妨回溯影片中一個有趣的細節，即那個頗令人費解的小道具——主人公陳末手腕上佩戴的“智能手環”。相比上文提到的那些“純互文”的片段，“智能手環”這一道具的存在其實更為突兀，何況如此異質的元素竟然還重複出現了四次。下面讓我們逐一分析，從而確證“智能手環”並非可有可無的閒筆，而是影片呼喚觀者對文本自身進行重新解讀的隱藏線索：
影片開始不久，隨著敘述者陳末的視點移動，影片的敘事空間十分意外地從酒吧切換到了醫院，而在接下來的特寫鏡頭中，醫生老胡給陳末帶上了一幅黑色的手環，並囑咐他：“這個是心臟檢測器，它可以監測你的血壓和心率。如果亮黃燈，說明很危險，要來醫院。如果亮紅燈，那醫院也不用來了”。從觀影者的角度而言，無論是這項新技術毫無必要的“具體性”，還是醫生老胡這段過分詳盡的“使用指南”，都令人費解；在接下來的閃回片段過後，該“智能手環”再次出現：朋友們為了檢驗老胡給陳末的這個手環是不是“山寨貨”，故意播放歌曲（蔡琴《被遺忘的時光》）來試探陳末，此舉十分奏效，陳末憶起往事立刻犯了心臟病，手環也及時地亮起了紅燈。
而在陳末與何木子的愛情故事的最後一幕中，“智能手環”的線索第三次復現。在把鑰匙鎖到汽車後備箱之後，鏡頭切到陳末帶著黑色手環的特寫，與此同時是他的畫外音：“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手錶不會亮了。我依然懷念過去，可是不再留戀”。這裡的意思無非是說，陳末通過與記憶中的何木子的象徵性“告別”，終於獲得瞭解脫與新生，他的心臟病也就不治而愈了。按理講，陳末的“智能手環”應該就此失去其本來的敘事（醫療）意義而不可能繼續出現在故事之中。然而奇怪的是，在影片的最後，“智能手環”卻再次出現——收到了迷路的管春寄來的明信片後，鏡頭中陳末的手環再次閃爍起了紅燈，臺詞對此的解釋是“我的手錶突然換了功能，每當有人需要擺渡，它就會亮起來”。
不難發現，前三次“智能手環”的情節都與陳末與何木子的故事相關，據此當然可以把“智能手環”理解為這個小故事內部的一個道具或象徵物，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智能手環”的第四次出現使其完全溢出了陳末與何木子這個故事所在的敘事層，即抵達了影片敘述的“元層面”，因而我們對“智能手環”的解讀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某個故事中（標識身體健康）的功能性道具或是（代表著愛情創傷記憶的）外在象徵物，而應該將它視為這部影片對自身及其時代語境的自我指涉。另一個有趣之處在於，相較於“表面化”或“去深度”的管春與毛毛的故事，以及影片總體上的“後現代”圖景（“擬象”的無窮複製），陳末與何木子的故事或許是《擺渡人》中唯一透露著些許“現代主義”氣質的故事——然而在影片最後，連原本攜帶著某種不可言說與再現的特異性的“死亡”本身也為數字技術所消解，這正表現在該“智能手環”的“去身體化”過程（“我的手錶突然換了功能”）。到影片結尾時，陳末的手環已經不再與主體——身體的疾病或死亡——相關，作為一種時尚的“可穿戴設備”，它現在只與“大數據”相關，其功能就是處理數據信息，為用戶進行準確的定位服務（如劇情最後所預示，陳末將使用這個手環去南極搜救管春）。
在此，我們也許可以直面影片的標題或“謎底”了：所謂的“擺渡人”也就是“百度人”（這種看似無聊的“能指”遊戲，在影片內部得以再次上演：在“報菜名”故事的最後，賈玲所扮演的新娘對著一排誘人的烤肉和年輕的廚師感慨道：“牛肉、豬肉、羊肉……小鮮肉”）。顯而易見，“百度人”正是我們所處時代的隱喻，因為“搜索引擎”不僅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進入互聯網這個龐大數據庫的入口，它還規定了在“大數據”世界，主體行動的全新模式（檢索、過濾、導航等）。再者，如果像“技術人類學”的極端論斷所指出，人的本質無外乎人所使用的“技術”，那麼我們每個人在今天都已經是並且只能是名副其實的“百度-人”，正如影片中最後一個鏡頭的暗示——在《碟中諜》的背景音樂中，陳末瀟灑地走出酒吧大門：“只要這個手錶繼續亮，我就會繼續做擺渡人”——能夠處理數據信息的“智能手環”不僅僅是“百度人”所使用的外在工具，更是使“百度-人”成為可能的技術存在論前提。
從這個角度來重新思考有關《擺渡人》“作者”歸屬的爭議（是不是王家衛自己拍的）也十分有趣。《擺渡人》在“作者”問題上的含混，恰恰與該文本的數據庫特性緊密相關，換言之，觀眾的猶豫和困惑源自於對影片標題“擺渡人”的兩極化闡釋，一極是傳統人文主義的解讀，“擺渡人”無疑就是藝術家的自指（在影片中具身化為“沉默”的敘事者“陳末”），是能在世俗社會中“擺渡”芸芸眾生至超驗彼岸的浪漫主義文學理論中的“天才”；而另一極闡釋則是將“擺渡人”解作“百度人”，即這部作品並不存在單一的傳統意義上的作者，而只是數據庫中無窮數據的某種偶然組合。當然，正如數據庫並沒有完全取代敘事一樣，“作者”與“數據庫”也並不一定全然對立，二者在電影《擺渡人》中就形成了某種共存，或者說《擺渡人》正處於由“作者電影”走向“數據庫電影”的中間狀態，人文主義與後人文主義的不同邏輯在其中各自為戰，導致了文本整體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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