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70年前你在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不经意间遇到一个非常眼熟的名人，千万不要惊讶，因为那时候许多名流都会选择火车出行，或许就在同一列车厢内，你就可以看到大作家
巴金。
巴金曾经回忆，自己抢座位如同老鹰抓小鸡，上车时以极高的挤人冲刺技巧从登车口杀出一条血路，然后迅速抢到一个座位并坐下。既然人人如此，何必端着文人架势，在拥挤的绿皮车厢里扎马步呢？抢过座位的不仅仅有巴金，据说鲁迅也抢过。
某年年根儿鲁迅准备从北京坐火车回老家，于是就碰上了民国的春运，那时的春运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人多。
民国时期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入城农民工和学生，但是因为战乱躲避战火的老百姓也非常多。尤其是灾荒时期，当时仅河南某地区就有80万农民外流。到了过年，这些人纷纷乘火车返回老家，短时间人流量暴增，致使民国铁路枢组变成死扣，火车站变成难民营。
好不容易盼到几天假，鲁迅先生也顾不了许多，挤上火车抢上一个座位才是最根本的。为了从人群中穿行，这些名人们将长马褂撩起，木箱子置于额头前侧充当开路之装甲，以每秒两米的速度狠狠地冲过去。当然鲁迅先生比较瘦弱，所以在抢座方面不占优势。
人多就会造成混乱，什么抢劫的、偷盗的，比比皆是。据说有位名人曾因为被抢劫，最后连火车都没有赶上。
第二，杂乱。
民国的春运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乱。
“乱”不仅仅是火车站的管理，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如果你正在排队检票，有人会告诉你，“请小心，你后面的那位哥们儿腰里别着枪，前面的那位哥们儿看上去像是某某特务！”
总之，当你排队检票的时候，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临危不动，处变不惊……除此之外，你还要小心手里的票。因为民国时的火车票只有票根儿，没有身份信息，不管被谁抢走了，他都能够堂而呈之地坐火车离开。
相比现在，过去的一张票价格昂费，堪比飞机票。如果被人抢走，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到时哭都没有地方。如果赶上春运，抢火车座位可是一门“技术活儿”。许多名人由于碍于面子，宁可选择在异地过年，也放不下架子抢一次车座。
第三，昂贵。
按照票价计算，民国时期三等票的票价堪比现在的高铁票价，而一等票价恐怕堪比飞机商务舱票价。
如果赶上过年，票价或许还要翻倍，许多人是买不起火车票的。沈从文曾经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摘自《沈从文全集》)
而郁达夫也曾经因为路上开销太大而不得不步行出城。至于那些干苦力活儿的穷老百姓，坐一次火车堪比乘坐飞机去一趟阿联酋的迪拜。
而四川文学家吴虞从来不敢过年时回家，仅有一次从北京到成都，在路上耗费了25天不说，竟然用去了250块大洋。
250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当时月收入5块大洋计算，要不吃不喝攒50个月。如此，像鲁迅这等名家过年回一趟家也要考虑考虑成本，更何况那些穷苦百姓。
民国火车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特权”！如果没有特权，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名人，都是下等货色，火车上唯有当权者才是主宰。这些人坐火车可能从不花自己一文钱，而且还有权让其他人为其让座，如遇到不让座者，便拳脚相加。
大漫画家丰子恺曾经回忆:有些人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而有些人则将车座当床铺，一躺就是十几个小时。如果有幸抢上一个座位而最后一直坐到终点的，恐怕是万幸中的侥幸，即便火车票上印上座号，恐怕在“特权”下的民国也会落个无座的下场。
当然与那些受气包文人不同的是，政治明星以及垄断商人在特权的庇护下可以坐在豪华车厢内，舒舒服服地品尝法国红酒，吃高档牛排，谈情说爱，偶尔还可以跳一曲优美的华尔兹。
总之，民国的火车犹如一个社会的缩影，穷人在地狱里挣扎，富人在天堂里享受。
许多文人对民国火车现象不齿，甚至发誓永远不坐阶级专列，比如鲁迅以及他的小伙伴们都对此大跌眼镜，早已超出“惊呆”的范畴。
不过火车就是生命线，对于那些躲避战争的人们而言，挤上火车可能意味着从阴间再次挤入阳间，哪怕有时候吃点苦头，站上几十个小时…...只要能够离开这里，下一站就是黎明。
文章选自《坐上火车看民国》
(图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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