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月28日），《學習時報》刊登原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周文彰的文章，回顧他的理論生涯。 以下為全文。
我是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批受益者，1978年初進入南京大學哲學系，人稱“七七級”。這一年，正是我國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元年”；是改革開放給了我理論學習的機緣，我也一直以改革開放作為我理論研究的課題。換言之，我的理論生涯與改革開放是同步的。
宿舍變論壇，同學成“對手”
我們這個班，應屆高中生只有幾個，主體是插隊知青、回鄉知青、民辦教師、工人。高考制度的恢復，“忽如一夜春風來”，改變了我們的命運。於是，爭分奪秒，刻苦學習，成了我們的常態。除了按時聽課，還加碼讀書，讀馬恩列斯毛，讀康德黑格爾，參與學術爭論，比如，“實踐是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生產關係對生產力能否起決定作用”“真理有沒有階級性”等等。
我們趕上了好時候，雖說還沒有什麼理論功底，但都被這種氣氛深深感染，捲進了各種各樣的討論。宿舍變成了論壇，同學成了爭論對手，每天晚自習後從教室回到寢室必要爭論一番，常常面紅耳赤。正是這種互不相讓的爭論，推動我們讀書，找到理論依據後繼續爭論，如此反覆，使我們的理論水平、思想觀點、研究方法都得到提升。
我至今還保留著一篇叫《真理沒有階級性》的手稿，它是我和同學們爭論的產物，稿上注有“1978.11，初稿”的字樣，是我入學後8個月寫的。後來這篇文章收入了我的哲學文集《從歷史走向現實》。
讀大學期間我寫得較為成熟的哲學論文，是《談談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長期被認為是主張“階級調和”的理論。在思想解放的氛圍中，我感到，“中庸”是講人類行為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例如，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過分勇敢是魯莽，太缺乏勇氣為怯懦，兩者中間才是勇敢，是美德；花錢過度是揮霍，過分小氣為吝嗇，介於二者之間的才是節儉。這實際上要求人們的行為不可走極端，而應保持適度狀態。
於是我認定，亞氏的“中庸”是西方哲學史上關於辯證法“度”的概念的最初表述，與“折衷”“調和”不能等同。在老師的幫助下，論文發表於《南京大學學報》，《新華文摘》1982年第1期轉載，接著，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收入。
一心做學問，立志出思想
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南京建工學院教哲學課，接著在職讀了南京大學哲學系助教進修班。1985年9月—1988年年底，在中國人民大學師從肖前教授攻讀博士學位。這一時期，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讓我最初的哲學價值觀受到深刻洗禮。
大學三四年級時，我把專業方向鎖定在西方哲學史，接著聚焦為研究德國古典哲學家之一的謝林哲學，還發表過好幾篇研究謝林的論文和譯文。進入博士學習階段，一個新的想法漸漸擠上心頭：一輩子研究一個人，可以成為學問家，但難以成為思想家。
我夢想成為思想家：我想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地貢獻一些思想，發揮好哲學的實踐價值。我發表了《哲學迫切需要面向當代現實》《讓哲學從學術圈走向決策圈》等文章，倡導哲學家們下筆寫文章，既要關注專家同行，更要心繫社會大眾；既要把哲學作為學問來研究，更要把哲學作為武器來鍛造；既要重視哲學的學術價值，更要重視哲學的社會效應。哲學不能成為哲學家們自我肯定、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的私藏珍品。
基於這種認識，我自己在大批量地閱讀學術著作的同時，關注報紙廣播，到體改研究部門看內部資料，與研究人員攀談等等。後來，當1989年海南經濟特區招手時，我義無反顧地去了海南，這是我個人思想邏輯的順理成章。
“先行先試”，“特區意識”
海南建省與辦經濟特區是同時進行的。由一個地區上升為省，人們在工作上很容易想：其他省是怎麼做的？“建省意識”就這樣形成了，很多事情都要看兄弟省市的做法和規定。而這種思想和思維與經濟特區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地位、與它所擔負的“先行先試”的使命是不相吻合的。
哲學有用武之地了——我在各種媒體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呼籲強化“特區意識”，淡化“建省意識”；強調用好特區政策，造就特區氣氛，創造特區優勢，改善特區投資環境；概括和闡發特區精神、特區作風、特區效率；推動塑造特區形象，創建特區文明；主張對幹部開展系統的特區教育……幾十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見諸報端廣播電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開始撰寫《特區導論》一書，根據鄧小平改革開放和創辦經濟特區的偉大思想，系統闡述經濟特區是什麼、幹什麼、怎麼幹、怎麼樣等問題。1995年《特區導論》出版，接著很快出了第二版，在幾個經濟特區都很受歡迎。
“特區意識”這個概念，成為海南多年轉變觀念、解放思想的目標之一。直到2007年省委指派我負責省第五屆黨代會報告的起草工作，報告重提強化特區意識，成為代表們審議的熱點。
跨越思想障礙，不斷實現超越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我們黨領導的偉大的自我革命。如何為改革開放這個大局服務，積極建言獻策、解惑釋疑，推動人們思想解放、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就成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課題。對此，我花了不少功夫。
《僵化：一個亟待克服的思想頑疾》是這方面的文章之一，發表於1997年9月，背景就是有人面對非公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懷疑改革開放是不是社會主義，根子在於把長期以來“沒有搞清楚”的東西作為標準來評判改革。“沒有搞清楚”指的就是鄧小平講的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呼籲克服僵化和教條主義。文章被轉載轉摘，受到宣傳文化主管部門的充分肯定。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政策，被1997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確立為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當時，我正在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班學習。我感到，深刻領會和貫徹落實這些思想需要超越一些傳統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
正好中央黨校培訓部在謀劃開設“學員論壇”，實現“教學相長”，於是安排我作了題為《我們思想上還需要哪些超越？》的報告，包括“超越定性劃線貼標籤的思維方式”“超越姓公姓私的思想糾纏”“超越兩極分化的思想顧慮”，等等。報告引起熱烈反響。1998年《中國黨政幹部論壇》分兩期發表了這篇報告，《新華文摘》和全國各類報刊紛紛轉載。當年，經濟科學出版社把它收入了《影響中國20年經濟體制論文精選》。現在，全國黨校（行政學院）風行的“學員論壇”，就是從這裡發端的。
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
黨的十八大，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闊步邁向一個新的時代。不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無論是“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還是“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都是以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為動力的。
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給理論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
我們知道，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出新發展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都是我們黨十八大以來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概念和理論。我特別提醒大家領會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根據需要找一大堆語錄，什麼事都說成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說過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實踐發展和創新，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們再也不能重複這種錯誤態度。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要發展，這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這樣做的原則就是“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而不能再“以本本為中心”。我以這句話為題先後寫過三篇文章：一篇是在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以後，兩篇是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申這個原則的過程中寫成的。
我為什麼這麼鍾情於這句話？因為只有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我們才能不斷開闢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來源：《學習時報》2018年9月28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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