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以每年经济增长6%加上浮动汇率，中国经济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
周小川作为著名的市场派高管和著名学者，这次谈话谈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最为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经济增速，一个是汇率战略。两个关键点合在一起就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战略选择，周小川给出的这个组合就是战略选择之一。
可见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高企，资本市场长期熊市，资产泡沫严重的当下，高层都在思考未来中国经济的战略选择，周小川的这句不经意的发言值得重视。
就我国经济增速而言，目前GDP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增长区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是6.8%，下半年普遍预期是6.7%。这是由于对房地产持续的调控，其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作用已经减弱，消费也出现疲软，而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增速必然有较大影响。所以前几个月通过刺激基建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了不少，显然这次是保6.7%增速。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目前的中高速增长，前几年从“保8”到“保7”，整个过程是有序撤退的过程，是政府争取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不希望硬着陆的过程。但是经过多次的政府刺激，目前经济体内部杠杆过高，债务高企，政府通过基建投资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不大。
周小川此次提出6%的经济增速，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本质上就是在较低增速但是较低债务，和较高增速较高债务之间进行选择，显然周小川选择的是前者。
较低的增速可能会让就业率下降，产出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但换来的是债务率降低，泡沫降低，金融风险降低。显然周小川的经济增速相对比较保守也稳健。
周小川对内设计的经济增速是保守的，但对外的汇率战略上实施的却是激进的政策，那就是浮动汇率制。作为中国汇率政策的奠基者，中国汇率制度的决策者，两次汇率改革方案的制订者，周小川对人民币汇率的思考必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其实就是由市场供需决定汇率的制度，汇率是国内货币的价格，而国内货币本质上是国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那么汇率也间接地反应了国内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它本身是市场最关键的要素，但是由于攸关金融命脉，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想政府自己控制汇率，以防发生风险，但往往风险就是由于固定汇率而引发的。
固定汇率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消耗外汇储备，因为要保持汇率，必须通过买卖外汇储备干预市场，而一国的外汇储备决定于对外贸易，往往都是有限的，一旦外汇储备消耗完毕，就可能引发风险。
固定汇率第二个问题是货币政策不独立，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央行必须保持境内外利差在一定的区间，如果持续小于增额区间，必然资金就会外流，而这就绑架了国内货币政策不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近几年，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加息，不然就会发生大规模资金外逃，但是加息又扼杀了经济增长。
如果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会随着对外收支和市场的供需而浮动，汇率的浮动会自动消除国际收支失衡，不用担心外储不足。
由于汇率可以自由浮动，国内的货币政策可以更加倾向于经济增长和通胀，可以相对自由的加减息等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或者遏制通胀。
当然浮动汇率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汇率过大在市场上形成预期，可能发生踩踏，导致资金大规模外流，并引发资产泡沫破裂等等。
所有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认清自身形势，不能以债务膨胀和房地产泡沫换来经济增长。应该是自动放慢经济增长，在控制了债务和资产泡沫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消除国际间金融风险的传导。
从最近几年几个发生汇率危机的国家来看，正是由于他们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才阻止了汇率风险向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传导，从而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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