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着这一部中国著作,日本崛起,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1840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封闭的大门。这场战争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反思,其中就有林则徐的好友,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和巡抚幕僚的魏源(1794-1857)。在战争期间,魏源曾到宁波审问英国战俘,并根据战俘所述,写出《英吉利小记》一书。魏源将这本书广泛散发,希望国人可以通过它来了解英国。1841年6月,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在镇江与魏源见面,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让他编纂《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

靠着这一部中国著作,日本崛起,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1842年,魏源完成了50卷本《海国图志》的撰述。1843年,《海国图志》在扬州正式出版,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魏源在书中写道,《海国图志》是“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1847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100卷本。《海国图志》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10多件和魏源的一些亲身经历。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人们会如饥似渴地读它,研究它,通过这部书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办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国图志》问世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据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读此书的也多达300多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由于《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销路,于是,一些商人便打起了到日本扩大市场的主意。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在日本人看来,这三部书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此书令他们大开眼界,使他们第一次如此详尽地了解了西洋各国。很快,这些书便被如获至宝的日本官员和学者买去。此后的几年里,《海国图志》仍不断“偷渡”日本。由于《海国图志》极受欢迎,1854年,日本人干脆在国内翻印了《海国图志》,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阅读热潮。此后,《海国图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的价格竟然比最初时飙升了3倍之多。

靠着这一部中国著作,日本崛起,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1854年2月,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日本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国难当头,日本的有识之士苦苦探寻着解救国家的良方。《海国图志》的出现,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擦亮了眼睛。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开国论”的思想。他们在吸收归纳《海国图志》的精髓后指出,日本发展之路必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

靠着这一部中国著作,日本崛起,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1868年1月,日本维新派势力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发动了对德川幕府的战争,由于装备了大量西洋新式武器,维新军队虽然人数远远少于幕府军队,但依靠武器优势连战连捷,最终包围了德川幕府的老巢江户。1858年4月,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见大势已去,被迫向兵临城下的维新派军队投降,德川幕府对日本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1868年7月,日本新政府宣布将江户改称东京,并定为日本首都。此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实行维新,推进变革,并一跃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半个世纪后,梁启超在回顾这段明治维新的历史时,曾这样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海国图志》)所刺激”,最终完成了改革图新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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