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山坡看灰机
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前几年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年轻，有好多事可以明天再努力，总觉得书上写的“不惑之年”离自己还很远；等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又觉得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开始回忆了。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说：老年人常思既往。难道我已经老了么！
那个小村庄
从中国的地理中心兰州市往北不到三十公里的地方，光秃秃的群山怀抱中懒懒地躺着一个小村庄，这里很干旱，很穷，很落后，但是很温暖，它有一个不知道来历的名字----清明沟。
这里干旱少雨，下雨的时候把水集在水窖里，用时用水桶打出来，便是人用水了；把水集在池子里，就叫做“涝坝”，一般畜用；水窖里水用完了，“涝坝”里的水便人畜共用。那个时代，这里还没有通上电，一到夜间，便是漆黑一团，只有谁家的狗在黑夜里“汪汪”地叫。没有公路，黄土路上一旦下雨便粘得无法行走。这里只有二百来号人，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黄土里刨生活，穷惯了，也苦惯了。长大以后离开这里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孩子的愿望，因为这里实在没什么好留恋的。
后来我考上警校离开了这里，在兰州学习工作已经二十余年，现在这个村子也已经整体搬迁到兰州机场高速公路沿线，我便很少回去，很少想起它，也不想想到它。做为七零后，已经过了做梦的时节，极少做梦，但是但凡做梦，又极少梦见现在所习惯的现代都市的生活，出现在梦里充当故事背景的却总是它，真是奇了怪了！
学 校
当时村里正规的小学位于当时的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所在地，离村子有五里路，路太远，村里人就决定在村里建一所学校，学校只有一至三年级。刚开始学校设在在一所摇摇欲坠的小庙里，后来村民们用黄土夯成土块，砌墙建了一间房，就是学校了。用土块砌成格档，上面担上木块，就算课桌，板凳自带。用土块砌一个平台，抹上水泥，便是乒乓球桌，拍子自制。乒乓球来自货郎担，偷自家鸡窝里的鸡蛋换，一个鸡蛋换一个乒乓球，等价交换。
建校时候我刚记事，还没有上学，爱跑到学校去玩。有一天，发现同学们胸前都佩戴了一朵小白花，很悲伤，我就回去闹着让母亲也给我扎了一朵戴上，也跟着狠狠地哭了一回，哭完忘了是因为什么哭的。现在想来，那是伟大的毛主席逝世了。
上学时，学费只交了几毛钱，只有两本书---语文和数学，作业本都是自己用草纸装订，老师是一个参军复员回来的的高中毕业生。当时还小，老师的水平我不能妄议，只记得有一次老师来我家里，看到家里挂着一幅山水画，还有一副对联，便朗声读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爆布”挂前川！我是个尊师重教的好学生，虽然有点疑惑，但是老师的这次家访导致我很长时间都将瀑布读为“爆布”。
我从小身高体壮，一上学便被任命为班长。教室门上新换了暗锁（以前全部是外挂的明锁），暗锁的秘密只有我掌握。下课时我便把暗锁弹子推下去，这个机关没有人破解，导致大家没法开门上厕所，到了下节课开课，学生又不敢跟老师请假上厕所，其中一个可怜的男生实在无法控制，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行了方便。午休时他哭着回了家，我们爬在他家的窑洞上面偷窥，发现他光着屁股在院子里溜达，他的奶奶正在背篓上帮他晒这条唯一的裤子。
由于是一至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所以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他年级就要去教室外边学习，无论冬夏。在教室外边无法在作业本上写字，也为了节约作业本，每人在黄土地上找一块平坦的地方，用手掌擦出一行行的印迹，就在上面用写作业，这时候就要用上“磨字棒”了。“磨字棒”是把废旧的五号电池拆开，取出中间的碳棒，用来在地上写字。在当时，“磨字棒”人手一只，装在口袋里，衣服口袋、手上都是黑的。写完了老师拿根棍子在地上检查，批改。
一次游泳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个中午。
天很热，学校的几个男生便偷偷去村里的涝坝里游泳。水很浅，大家在泥水中玩的很爽的时候，老师带着几个女生出现了，大家只好都钻在水里，露出小脑袋。老师首先让女生把大家的衣服都收走，然后命令男生们出水，排成一行押回学校，站在教室前面示众。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连穿的衣服都没有，那里还有游泳裤啊！同学们只好站在那里尽量吧维护住自己的小尊严，这些可怜的小家伙里面就有我。
千万别打站在“钢板”上的麻雀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就去生产大队（村）办的小学上学，全校都是一色的民办教师，校长很严厉。当时我们大家都穿手工做的布鞋，校长却穿着一双全校唯一的破旧的黑皮鞋，这双鞋子体现着校长的威严。我们多次半张着嘴吃惊地看校长用他的穿着这双皮鞋的脚使劲踢犯了错的学生地屁股，觉得踢起人来一定很爽，被踢的学生屁股一定很痛。
校长办公室门口的木条上挂着一块汽车钢板，他的神圣职责之一就是敲钢板。上下课的时候校长手持铁棒有节奏的敲击，便是现在学校上下课的电铃声了。有天自习课，我溜出教室拿出弹弓寻找猎物，发现校长办公室门口挂钢板的木条上站着一只麻雀，我马上拿出弹弓装上石子向这只猎物发射。由于学艺不精，事先对此事的严重后果考虑不周，结果是麻雀没有打着，却打在了钢板上，差点给全校同学们下了课！知道闯下天大祸事的我迅速逃回到座位上奋笔疾书。校长很快就赶到我们教室，不知怎么回事他立即就确定了这件事的元凶，拧住我的耳朵把我揪出教室，然后我就尝到了他那双皮鞋的滋味，结果是我的屁股痛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那个时候被老师揍天经地义，要是回家告诉家长，等待你的是爹妈的又一顿揍。直到现在，做了多年侦查破案工作的我还纳闷：校长当时是怎么破的案？
包产到户后，校长弃文从商，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户贩卖鸡蛋，我怎么都没法把他和“贩鸡蛋的”这个光荣称号联系起来。到了2000年前后，国家给民办老师落实政策，任教三十年的一律转正，这时候听说校长的贩鸡蛋生涯早已结束，回归了种地的老本行，我就深深地为校长惋惜-----当初怎么不再坚持坚持呢！
放羊娃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村里包产到户，我家分了地，还分到了7只羊，平时就交给村里的羊倌放，到了暑假农忙时节，就把各家的羊集中起来，由学生娃们去放羊。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们看到羊群觉得羊都是一样的，没法区分，其实不然。我们小时候谁家有几只羊，每只羊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每只羊甚至都有它的名字，比如“黄眼圈”、“黑脖子”等，要是自家的羊混入别人家的羊群，立即就可以分辨出来。
放羊两头不见太阳，翻山越岭，但是那时候一点不觉得辛苦，唱着《牧羊曲》，如履平地。书包里装上一本书，最要紧的是装上“红灯”牌的收音机，躺在山坡上看书或者听评书。书有我从村里唯一的自学成才的土医生处借的《封神榜》、《三言两拍》等，评书有《杨家将》、《岳飞转》等，饭可以不吃，书要看、评书是要听的。有时候看书听书入迷，抬头一看，羊群翻过山头不见了。由于我们村子位于中川机场附近，飞机在飞过我们村子时候处于降落状态，所以躺在山坡上能清楚地看见“三叉戟”飞机的窗户。飞机里面坐的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他们要去哪里？那时候只能这样想想，心里根本不可能有长大了以后坐飞机的梦想。
后来，我乘飞机公干，在降落的时候，偶一低头，却清晰地看见了我们那个村子，我家的老屋。一切都和小时候一样，但是那个躺在山坡上牧羊的少年今安在！
那年我高考后从警
马上要高考了，我在教室里复习。
边复习，我心里直纳闷：我都上班好些年了，以前学的那些公式定理大都已原样交还给老师了，怎么还要参加高考？但是高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必须得考。上了考场后，特别紧张，拿到试卷后，试卷上的题目似曾相识，但是又不知如何下笔，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的心里愈来愈焦灼：我的前途！我的命运！以后该怎么办……满头大汗地醒来后，暗自庆幸：我滴娘啊，幸亏是做梦！
这样的梦伴随了我好多年，有时候突然就会出现，直到现在。有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问别的同学是否也做过类似的梦，结果是他们也和我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高考综合征么？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早上乘公交车上班，发现路口多了好几个交警，在尽职尽责地指挥交通，旁边还停着几辆“高考直通车”。公交车上大家讨论的也都是和高考有关的话题，打开手机，朋友圈也充斥着高考的信息。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临了，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不由得想起了那一年，我的高考。
1990年7月，我从永登县第二中学高中毕业，那年我19岁。学校位于永登县红城镇，高考要去离学校20余公里的县城，考点设在永登县第一中学。高考前一个星期，我骑自行车走了30余公里的砂石路回了趟家，给父母说了自己要高考的事。我的父母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父亲凑了50元钱塞给我，说道：“村里有个老乡在永登县城有个亲戚，姓王，家住在县医院附近，你去找着这家人，跟人家好好说说，借宿几天”。
记得那年高考是7月7日，我是理科生。
高考头一天，我乘长途汽车赶到县城，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县城。没有心情转悠，直接去了县医院，在附近挨家挨户打问，运气还好，问了四五家就找到了这个王姓人家。见了主人，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我是来参加高考的学生，想要借宿几天，吃饭自理。主人很痛快的答应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主人给我腾出了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小桌子，房梁上吊着一个灯座。主人拿出一个螺丝口的电灯泡，“吱吱”地拧到灯座上，说：“给你安个60瓦的，亮点，方便晚上看书”。安顿好了，下午自己去看了考点认了路。到傍晚的时候，这家又来了两个学生，和我的情形一样，住在隔壁了。
晚上到外边随便吃了点，回来赶快翻书。翻了一会书，觉得知识点太多，面太广，考试只能凭这些年读书的积累，现在看书已经没多大用了；但是不看书又不甘心，就算临阵磨刀吧。就这样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放下书本，关了灯，想早点睡觉，却又怎么都睡不着。一会儿想明天的语文考试，语文是我的强项，一定要考好；一会儿想着这些年读书的不易，真的是十年寒窗；一会儿又想万一这次高考落榜了怎么办，是选择复读，还是就此放弃？放弃了去做什么？农民？司机？小贩？孤单、无助、焦虑像黑暗一样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如此翻来覆去，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的。
没有闹钟，也不用闹钟，第二天早上七点多自己就醒来了。去院里的水龙头上盛了盆凉水洗把脸，拿起语文书看了一会儿，脑子里乱糟糟的，啥都没有看进去。索性放下书，拿上准考证和文具盒去了考点。考点外考生三三两两地聊天，没有几个家长，也没有执勤的警察。在考点外遇到几个同学，聊了聊，觉得大家的情况都和我一样，心里没底。就这样一直捱到进入考场，刚进去心情特别紧张。但是考卷发下来的时候，便忘了紧张了，只听见满场的钢笔写字的“沙沙”声。语文考试面大量广，时间没有把控好，作文展开了还没收尾呢，监考老师就宣布考试结束了，收了卷子。出来的时候心情坏到了极点，胡乱吃了点，回去午休。
别的考试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考英语是一个下午，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但是我却心情很好。心情好的原因是英语作文题目是《讲文明礼貌》。我记得初三英语书本上有一篇课外的文章，就是讲文明礼貌方面的，而且我和当时的同桌同学互相督促，死记硬背，这篇文章当时是背会了的。时隔三年，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由于以前背过，毕竟有了底气。英语考试很顺利，考完后我觉得前途有了一丝光明。
还有就是政治考试，那年高考取消了哲学，改为考政治。考前我押了一道大题，题目是《为何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反复练习过，很幸运这道题被我押中了！答题的时候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除了这几门，其余的数理化考的很糟糕。最后一门好像是生物，考的也不咋地。
考完最后一场出来，好像考点门口就已经有了销售答案的，大家每人买了一本。当年的分数是语数各120分，理化外政各100分，生物70分，总分710分。预估了一下成绩，也就460分左右，心里拔凉拔凉地。第一反应就是：考砸了！来年是复读、还是放弃？但是放弃之后去做什么呢？
当晚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遇到同学，互相问了考试的的情况，都说考得不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特烦！相约去了一趟青龙山公园散心，回来了心情还是很沉重。下午谢别了房东乘长途车回到学校，看到我们班身材胖大的班长仰面躺在学校礼堂边的花园水泥围墙上面，闭着眼，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像是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便知道他考的不好，没敢多问。
我的高考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实际上我是偏文科的学生，对于学习语文历史英语非常有兴趣。高二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我的班主任要带理科班，我们班整体转为理科班，加上也舍不得原班同学，一念之差，留在了原班级读理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也知道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后悔是没用的。
我很早就读过《徐霞客游记》，喜欢徐霞客，喜欢大自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填报了我喜欢的地质学院。但是我知道按照我的高考成绩，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不大了。好在两年一招的兰州市人民警察学校当年在兰招生150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填报了志愿。但是实际上我已经做好了重读一年的准备。
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458分，和预估的相差两分。预估的如此准确，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大学基本无望，重读大势已定。回家后，我变得沉默无语，埋头卖力地参加农业劳动。相对于精神上的压力，身体的劳累又算得了什么！但是我发现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没办法缓解精神的压力。
一个闷热的下午，收完小麦回来后，我去村里唯一买了黑白电视的人家里看电视，忽然有个小孩子匆忙跑进来说：你还有心情在这里看电视，公安局的找你呢！满屋子的人们都愕然地望着我，以为我惹了祸。虽然来得有点突然，我有点发懵，但是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命运也许会就此改变！
警校的几个老师是来搞政审的，白白胖胖地高老师（入校后才知道是高怀安老师）见到我，笑眯眯地拍拍我的肩膀：“这小伙子，虎头虎脑地，不错”！
由于1989年、1990年高校连续两次减招，此次高考，战况额外激烈。我们高三五班七十几名考生，只有五名被录取。其中一个是常年全年级成绩第一名保持者，他被兰州大学物理系录取；其余四名和我一样都考了警校。去警校报到后，学校发了一套89式凡尼丁面料警服：小翻领、白衬衣、红领带、大檐帽。穿上后自己都觉得很神气。
回到村里，一个老乡见到我，问道：“这是你自己的警服么？”
我笑笑，认真回答道：是的，我自己的。
似水流年，如今这套警服我已经穿了25年。由于它得来不易，所以倍加珍惜；穿前洗熨平整，穿上一丝不苟。在职期间，我也拿到了公安大学函授学院大专文凭、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文凭。我的女儿今年也已经读高一，再过两年她也将直面高考。女儿数理化成绩不好，我很着急，尽自己所能帮她找补课老师恶补；高二即将分文理科，届时我一定建议女儿到文科班。历史的教训太惨痛，自己的“悲剧”不能再重演；基因的力量太强大，不相信科学是不对的。
想对参加此次以及以后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说句话：高考是十年寒窗的积累，种瓜得瓜，有了付出，才有可能得到回报。人的出生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是高考对每个人来讲是最公平的战场！高考，也是一个人的战斗！
多年以后，今天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也会和我一样，回忆起自己的高考。以后，他们也会做我那样的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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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学泉，男，1992年从警，入警在市局防暴支队，1999年1月，他从兰州市公安局防暴支队被调至刚组建的七里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工作，至今已整20年。历任副大队长、教导员，现任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共二十余次受到各级奖励、表彰，其中受嘉奖一次，荣立三等功三次。
丨来源 七里河公安-经侦大队 朱学泉
丨发布 兰州市公安局新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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