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五经中,《周易》说了什么?


汉代五经中,《周易》说了什么?


作者 | 金观涛 刘青峰


金观涛: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编

刘青峰:20世纪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常务编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刊编辑、前主编,与金观涛合著多部学术著作

前文提要:思想史 | 汉代五经中,《春秋》说了些什么?(中秋特刊)

宇宙论儒学把天地变化和道德价值对应起来,还必须依靠另一部经典,这就是五经中的《周易》。《周易》极为古老,在中国文化里太重要、也太特殊了,很难为其定位。用劳先生的话讲就是它有点诡异。其实

《易》何止是诡异,它充满了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悖论性、神秘性要素。据说《易》出自文王,但先秦诸子各家基本都不讲《易》,孔子在《论语》中只讲过一句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说五十岁以后读《易》才没有大害。为什么五十知天命以前不能读《易》?因为轻易去学《易》,搞不好就中毒了。孟子没一句话讲《易》,否定儒学的老、庄也很少提《易》。从道德哲学的正反角度来看,儒道两家都不太讲《易》。


汉代五经中,《周易》说了什么?

《周易注疏》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递修本)

既然《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为什么先秦那些大哲学家却很少讲《易》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易》主要是讲好坏价值——吉凶的变化及变化规则,而中国文化的超越视野是个人的、现世的,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其前提是道德可欲,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如果好坏价值一天到晚在变,由外在法则来规定,你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么还讲道德干吗?讲道德就毫无意义了。所以,先秦儒学和与其对立面的道家大都不谈《易》。劳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骂汉儒荒唐不堪,宇宙论儒学的奇谈怪论和道德哲学统统搞在一起,把人心都搞乱掉了。劳先生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纯正性,因此当然要骂汉儒,从头骂到尾。

《周易》包括《易经》和解说发挥《易经》的《易传》两部分。“易”的本意是什么?“易”的意思是变易、变化,

《易经》是有关变化的学说。另一说指“易”由“日”“月”二字合成,与天文星象变化有关。《易》记录占卜,上古用龟筮、后来用五十根蓍草作占卜工具,而且蓍草还要有点灵气才行,没有灵气就没用。到汉代,这个草太难搞到了,所以改为用三枚铜钱来代替。因此,“易”也有简易的意思。为什么可以用三个铜钱来当占卜的简易工具呢?

说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占卜的目的是要预言事情是凶是吉,价值上是好是坏;一枚铜钱有正反两面,分别代表阴和阳,三个铜钱依上、中、下位置及正反两面,依序排列组合起来,正好有八种可能,可以作为八种卦象。占卜者可以用占卜所得的正反排列来排卦,并依卦词、爻词、彖词等来测定变化和吉凶。简单地说,《周易》提供了以阴、阳为核心、解释并预测天地万物和世间祸福变化法则的哲学和方法,塑造了中国文化的有机自然观,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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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

需要指出,《周易》思维中隐含着一个巨大混淆,即把宇宙的客观变化法则与人的主观价值好坏判断联系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比较《周易》和古希腊哲学,可以发现中西文化范式的巨大差别。差别来自于对何为“正确”的认识不同。古希腊哲学是从对外在法则——即自然法——的理性认知(逻各斯,英语:Logos,希腊语:λóγο○)来判别何为正确,才有对与错之分,并不是以好与坏为标准。在西方中世纪,形式法规高于人的行为动机的泛法律主义,也是沿用着以符合外在自然法为正确的思路。而在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国文化中,是从人的内心感觉来判别何为正确的,这就造成了难以区分对与好这两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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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画家雅克·达维特《苏格拉底之死》油画 ,1787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注:《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

仅仅用好、坏为标准,是不能描述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当一个人只是从内心道德感去判别何为正确时,又如何来预测自己行为的好或坏的后果呢?《周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出了一套用阴和阳描述的宇宙变化法则,并且把这种外部世界的变化与吉(好)凶(坏)相对应,组合成不同卦象,奠定了占卜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周易》的有机自然观所刻画的宇宙变化法则,是与好和坏价值判断相联系的,并建构起个人价值系统(吉与凶)和宇宙变化法则(阴与阳,乾与坤)不可分离的系统。如果以个人内心固有的道德标准去刻画自然法则,“对”和“好”是没有区别的,这就造成了宇宙论儒学在汉代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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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文易经》明陈邦泰书明万历李登校刊

秦始皇焚书时没有烧《周易》,因为它是占卜之书。儒学在汉代成为官学后,以天人相应来解释各种变化并预测吉凶的《周易》与公羊春秋的政治理论相配合,共同成为宇宙论儒学的核心。整个汉代是《易》学和阴阳五行学说大泛滥的时代。《易》在汉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影响也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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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氏易传》汉 京房撰 吴 陆绩 注 上海涵芬楼藏明天一阁刊本

在现实政治中,首先用灾异来干政的人叫京房(约前77~前37),他是晚董仲舒一百年的今文经和占卜大师。汉元帝(刘奭,前76~前33)时,有一年同时发生西羌叛乱和日蚀,京房被召见问原因。京房趁机讲天象出现祥瑞或灾异对应着帝王用人是否得当的理论,向元帝建议只要有考核官员的好办法,则“灾异可息”。京房因提出考功法而被任命为魏郡太守。这种把官员事功考绩与天象灾异紧密相连的做法,背离了儒家成为君子是依靠个人道德自觉及修炼的正路。这种潮流在西汉后期愈演愈烈,东汉更发展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由于天灾不可控,最终会引致道德的不可欲,我后面还会讲到这是东汉后期思想主流大转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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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六十四卦卦序表

《周易》除了有筮占及其数术方法传统外,还有人文的一面,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演德”传统。荀子也早就说过真正了解《易》的人并不重视其占卜一面。汉初起,各种解《易经》的《易传》和纬书,多强调天地万物的宇宙秩序与人世间道德秩序的对应关系。例如《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那位京房除了善占卜、通音律外,还引入五行来讲《易》。他说《易》的功能是评判天下之理,定人伦、明王道、立五常,给出君臣父子之义。

我和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曾分析,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旧王朝崩溃、出现受命于天的新君时,就或显现天象异常,或童谣传颂,新天子用儒家道统重建新王朝,汤武革命是其合法性根据。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之所以能够在两千余年间保持不变,正得益于这种崩溃、重建的机制

。作为汉代官学的《周易》,用天道来阐释汤武革命的意义,为汉以后的王朝更替机制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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