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地球的“女神” 一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傑出的劇作家、詩人、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以其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傑出貢獻和突出地位，被譽為中國文化戰線上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面光輝旗幟。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樂山沙灣鄉。沙灣依山傍水，迎面流洩著湍急的大渡河，背後橫亙著雄偉的峨眉山，身邊更有著清澈見底的茶溪蜿蜒而下，把這塊有“海棠香國”之稱的土地裝扮得倩麗多姿。郭家原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據說祖先是“揹著兩片麻布上川的”，靠幾代人的慘淡經營，家道幾經興衰，直到父親這一代，才真正熬成殷實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
郭沫若本名開貞，1919年首次發表新詩時，自署筆名“沫若”，並以此為號。這是由其故鄉的兩條河，“沫水”與“若水”合攏來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為青衣江，意在時刻提醒自己不忘故土。
郭沫若的父親郭朝沛略通醫道，大半生以經商為業；母親杜遨貞是一位聰慧的、敗落了的官宦人家的女兒，十五歲下嫁郭家，略通文字，能誦數百首唐詩、宋詞。母親對他影響最大，郭沫若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從小遍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史記》《漢書》《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及大量的詩、詞、曲作品。由於記憶力非凡，從小便打下了異常堅實的文史基礎，也培養了他最早對詩歌的興趣。
少年時代，郭沫若先後在樂山和成都讀小學，這時正是舊學和新學交替時期，他受到了雙重薰陶：一方面他閱讀了大量古書，尤其對屈原、李白、辛棄疾等具有浪漫主義詩風的詩人產生濃厚興趣。另一方面，他有機會接觸了一些外國名著，如梁啟超譯的《經國美談》、嚴復譯的《天演論》、林紓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文學作品，初步接觸了西方自然科學和民主思想，培育了他強烈要求衝破封建牢籠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1911年初，國會請願風潮波及四川，成都學界立即響應，年輕的郭沫若是活躍分子之一，被推為中學出席會議的主要代表。學校的監督叫他帶同學們回學校上課，他卻說連監督都叫不動的，我怎麼有那樣大的魄力呢？為此，他差點被學校強行辭退。
“萬戶千門入畫圖”的成都素以富庶繁華著稱於世。秀麗的山水、富庶的物產、古樸的文化、優雅的環境，這些極具魅力的城市風物人情，吸引著歷朝歷代文人墨客，以致有“自古詩人例到蜀”的說法。郭沫若與周太玄、李劼人、王光祈、魏嗣鑾等同學，課餘飯後，時時登望江樓遠眺、臨武侯祠扼腕、沿浣花溪詠懷、赴草堂寺明志，徜徉於芙蓉國度，迷戀於名勝古蹟，沉醉於賞景賦詩。陽春三月，金柳隨風輕搖，條條弄碧。這應該是充滿生機、充滿希望的時節，而國運日衰卻讓心憂天下的郭沫若黯然神傷。
四川高等學堂伴隨著洋務運動、變法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救亡，始終與人民同甘苦，與祖國同命運，與社會同進步，始終引領著四川高等教育的發展。1911年初，國會請願風潮傳至四川，成都學界立即響應，由高等學堂發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總會開會，活躍的郭沫若被推為出席會議的代表之一。大會通過決議：全市罷課，要求趙爾巽總督代奏清政府，敦促早開國會。這是郭沫若投身國家大事的第一次壯舉。6月17日，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郭沫若奔走在激憤的人群中，慷慨陳詞，為民請命，力主收回築路權。9月7日，反動勢力大開殺戒，請願志士的鮮血灑滿了成都街頭。革命的激情、舊勢力的殘酷、志士的鮮血、街頭巷尾的屍體，都成為印跡，深深地烙在郭沫若的心裡，化作他心底對反動派永遠的痛恨和對人民無限的同情與熱愛。
郭沫若常常被欣然赴死的鄒容、徐錫麟、秋瑾、溫生才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感動得熱淚盈眶。那時的他深信，只有這些不吝血肉之軀的革命黨人才能拯救中國。他對革命黨人甚是神往，“時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黨人”。他在生活中尋覓，在現實裡找尋，可是卻始終不曾找到一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革命黨人。
武昌起義點燃了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各省紛紛響應，相繼宣佈獨立，這讓激情澎湃的郭沫若欣喜若狂。11月24日深夜，四川宣佈獨立的前夕，郭沫若和同學們已經等不及了，就先在自己的頭上“革”起“命”來，把象徵舊勢力的長辮剪去。他們望著彼此“解放”了的腦袋喜不自勝。次日凌晨，激動得通宵未眠的郭沫若，又與同學們一起衝進校長室，把惶恐不安的學監都靜階的辮子，兩剪刀乾淨利落地“革”去了。“絕代豪華富貴身，豔色嬌姿自可人。花國於今非帝制，花王名號應圖新。”在“革命成功萬歲”的歡呼聲中，清王朝終於走到了盡頭。不久，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中華民國誕生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
激情燃燒的歲月，時間過得很快。中學即將畢業，郭沫若畢業後當何去何從？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長兄多次勸他進法政學堂深造，但他鄙屑宦途，拒絕了。他認為，救國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實業，而要創辦實業就不能不學好數理，因此他考進了四川高等學堂理科。在這個以輸入世界知識、創穫現代智慧、光大科學文明、培育傑出英才為根本的良好環境中，郭沫若盡情地汲取著各科營養，貪婪地博採著眾長。然而，“應該注重的數學有點畏難，心想輕視的文學卻愛來引誘”。當他讀了美國詩人朗費羅的《箭與歌》，便感覺著有一股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好像“悟到了詩歌的真實的精神”，從而孕育了“詩的覺醒”。在這段特殊的求學時期，文學與數學交融，詩歌的躁動和數理的理性交織，開啟了這位後來的中國文壇巨匠的又一扇智慧之門，形成了又一個創新之源。
1913年10月23日，郭沫若懷著“救國濟民”的抱負走出夔門，1914年初抵達日本，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1915年升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三年畢業後考入福岡九洲帝國大學醫科。當時日本的醫學屬德國系統，凡學醫必須學德文兼學英文，以文學作品為讀物。因而把他本已放棄的文學情緒也煽動起來。泰戈爾、海涅、雪萊、惠特曼、歌德等著名詩人的作品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16年起他開始嘗試進行白話新詩的創作。
惠特曼對他的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了泰戈爾。那種自由奔放的形式，豪邁粗獷的詩風和強烈的民主主義精神，使他開了閘的作詩欲又受了一陣暴雷般的煽動。歌德作品使他對自己偏於主觀的浪漫氣質和個性獲得明確的認識，逐步形成了以“主情主義”為核心的浪漫主義詩歌理論。他曾反覆強調：詩的本職專業在抒情。他還稱歌德是向四方八面，立體地發展的球形的天才。他說：“海涅的詩麗而不雄”，“惠特曼詩雄而不麗”，“歌德的詩則是雄麗的鉅製”。
與此同時，因為喜歡泰戈爾和歌德，郭沫若和哲學上的泛神論思想接近了。泛神論是16至18世紀流行於西歐的一種哲學思潮，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和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等。泛神論否定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神學，否定神是自然界的創造主，認為神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和自然界融合為一，神即自然，自然即神。歌德的名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明顯地表現了泛神論思想；泰戈爾的名作《吉檀迦利》也充滿著對萬物化一的泛神的歌頌。郭沫若則用自己所理解的泛神論思想來印證古印度哲學，並對中國古代老莊、孔子和王陽明哲學思想進行“再發現”，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泛神論思想。
這種認識對他的詩歌創作產生直接的誘發催化作用：一方面“神即自然”的觀念，使他反因襲、反傳統、蔑視偶像權威、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的精神找到了哲學依據。另一方面“物我之間”的境界，使他思緒飛騰，產生了郭沫若式的奇特想象，把宇宙萬物擬人化、詩化，視之為生命的抒情對象，為創造囊括一切的形象體系擴展了廣闊的思路。郭沫若當時認為詩人的宇宙觀以泛神論為最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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