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當中，有兩部著作，其重要性和巨大的影響力，是怎麼評價都不過分的，我指的是《周易》和《論語》。或許可以打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周易》堪比基督教的《舊約》，《論語》堪比基督教的《新約》。也就是說，在終極價值的導向維度上，或許它們的地位和基督教《聖經》不相上下。
/壹/
我們知道，《周易》一向號稱“五經之源”“三玄之冠”“群經之首”，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伏羲時代。關於《周易》在中國文化中的至尊地位，李學勤先生甚至有過這樣的說法：“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而“經學的冠冕是易學”（馬寶善《易道宇宙觀》序），其中“易學”指的就是關於《周易》之學。
那麼，《周易》為什麼具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呢？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如，這或許首先和它最初是一部卜筮之書有關，它通過“吉凶悔吝”等佔辭直接指向人們的利害關係，所以很容易聳人視聽；其次，《周易》大概是古今經典當中唯一一部以“圖（卦畫）”“文”（卦爻辭）結合表達自己思想的書，它構建的龐大象徵體系具有巨大的解釋空間，其細緻精密程度至今讓人歎為觀止；再次，《周易》不僅包括古經兩篇（即上經、下經），還包括《易傳》十篇（即《十翼》），不僅有傳統的象、數、理、佔四大研究領域，還通過因應時代，向幾乎所有領域滲透而形成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間經、傳、學、術之間不斷激盪，從而成為孕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股永不枯竭的“活水”。正因為這樣，我們才經常說，《周易》作為中國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特點、價值追求和人文精神，乃是一部常讀常新的活的文化經典。
而《論語》呢？據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關於《論語》一書的重要性，有很多種說法。比如“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蓋孔子猶如基督教中的耶穌，儘管孔子從來沒有像耶穌那樣以“道成肉身”的形式、以“神之子”的形式示現，但他卻也聲稱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孔子本人的“道統”意識，或擔任中國文化的“續命者”角色的意識還是非常強的。而其弟子子貢也明確盛贊孔子說：“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論語·子張》）當然後代帝王對孔子的各種封號就更不用說了。就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言，此誠如柳詒徵所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中國文化史》）無論從哪種角度說，這恐怕說的都是事實。因此之故，記載這樣一位中國文化之完美代表的言行事蹟的著作，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日漸影響到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毫不奇怪的。
那麼，同樣是對中國文化影響至深的鉅著，《周易》和《論語》又是什麼關係呢？我們為什麼要對它們進行會通研究呢？
首先將它們聯繫起來的當然還是孔子。孔子不單是《論語》的主角，經過孔子贊《易》而形成的《易傳》，也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寶庫。以往人們對於孔子贊《易》，除了歐陽修《易童子問》表示過一點懷疑之外，基本上都是承認的；但自20世紀以來，在時代思潮的裹挾下，“古史辨”派等人曾對此予以否認。好在隨著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易》的出土以及中國人文化自信的逐漸恢復，這種論調現在已經不復存在。我們看帛書《要》篇，就明確說：“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這和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描寫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等，何其相似乃爾！因此，現在學界一般都承認，今本《易傳》的文字或許並非孔子本人親自撰寫，極有可能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編寫而成，但其核心思想肯定是屬於孔子的。
我們知道，孔子在易學發展史上同樣具有崇高的地位（班固《漢書·藝文志》曾謂“《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將孔子列為“三聖”之一），其易學核心思想在今本《易傳》和帛書《易》中都有充分的體現。比如在帛書《要》篇中，孔子曾對子貢說過這樣一段話：“《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稀）也。祝巫卜筮其後乎！”劉大鈞先生對此評價說：“（過去）人們占卦是為趨吉避凶，而孔子則認為通過‘德性與‘仁義的修養亦可達此‘求福‘求吉的目的，故與史巫‘同途而殊歸。此旨即經孔子改造之後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當然，從歷史上看，“脫離神道設教而以人事倫理釋《易》者，孔子非第一人”，但毫無疑問，“孔子在將《周易》由卜筮之書向人文化成之書的轉化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孔子或其弟子以《彖》《象》《繫辭》《文言》等說《易》，已基本上脫離卜筮，多以人事說之了。”（《周易納甲筮法·再版前言》）據此而言，孔子在以人文主義釋《易》方面，功莫大焉！這其實就是說，正是通過晚年贊《易》，孔子將《周易》這部卜筮之書變成了儒家的一部哲學著作（故在傳統儒家學者看來，《周易》經、傳是不能割裂的，此可參見馬一浮、金景芳等人觀點）；而如此一來，《周易》和《論語》這兩部著作在其價值取向或內在精神上也就完全聯繫起來了。
的確，單從表面上看，《周易》和《論語》截然不同。我們知道，《周易》是由基於陰爻、陽爻組成的卦畫和基於卦辭、爻辭組成的經文兩者交織而成的一個龐大的象徵體系，“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繫辭下》），而《論語》呢，則主要是圍繞著孔子及其弟子的日常生活及言語對話而展開，兩者無論是文體形式還是討論的內容，明顯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加以概括的話，或者可以說《周易》是關乎天地人“三極之道”的天人之學，而《論語》則是主要關乎世俗中人的生命之學，或生命個體的安身立命之學、切己切心之學，亦可名之“仁學”。但我們又必須看到，在儒家的思想體系當中，天地人原本就是貫通一氣的，所以天人之學和生命之學實不可分，在某種意義上，此兩部著作或許只是切入問題的角度或者思維方式不同而已。具體來說，竊以為，《周易》主要強調的當是由天道而下貫人道，此即《四庫全書》所謂“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而《論語》則主要強調的是由人道而上達天道，此即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而在孔子那裡，在儒家那裡，就其價值取向、內在精神上看，它們卻又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們既要看到《周易》和《論語》之異，更要看到《周易》和《論語》之同，本書之所以強調會通兩者的意義，著眼點就在於此。
/貳/
關於《周易》和《論語》在價值取向、內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因為本書主要是通過對《論語》的逐章解讀來完成的，雖然這樣做更易於保證問題討論的針對性和情境性，但另一方面卻也容易導致分析的過於凌亂，故這裡或有必要對此稍作勾勒。
第一，它們都堅持天人合一的整體宇宙觀。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這在《周易》構建的天地人“三極之道”以及一卦六爻的象徵體系中都有著明確體現，而《文言傳》更直接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孔子一生之實踐，其所謂“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以及“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之嘆，蓋緣於此。錢穆曾謂“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尤其當下由於科技異化而導致人類生態環境的極度惡化以及人的詩意生存的日益淪喪，這種基於“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整體宇宙觀，將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第二，它們都堅持現世主義的人文價值觀。我們知道，《周易》中的“天”或者“鬼神”，和西方文化中的“人格神”截然不同，它們雖然也包括一定的宗教性成分，但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彼岸性”和“神秘性”，或僅表示人們對未知事物或者逝去的先祖的一種敬畏態度而已。孔子就曾明確說過“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等等，並聲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所謂“道在人倫日用之中”，此為歷代儒者所堅持的基本人生立場。李澤厚先生曾以“一個世界”和“兩個世界”來分辨中西文化之差異，其原因蓋出於此。竊以為，這也正是儒家作為一種人文主義學派的魅力之所在，對於經歷了科學主義洗禮後的現代社會來說，這種世界觀或許更具現實價值和實踐意義。
第三，它們都堅持“與時偕行”的歷史進步觀。因為《周易》以陰、陽作為宇宙發展的兩種基本力量或既對立又統一的兩種基本元素，所以其對宇宙萬物的發展變化是高度肯定的，由此出發，它當然也就要求人們必須跟從、適應並進而引導這種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變化。比如《文言傳》和損、益二卦《彖傳》都提到了“與時偕行”，《繫辭傳》還講：“《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孔子本人，也並不是像過去被人們認為的那樣是個守舊的人，孟子曾稱讚孔子為“聖之時者”，孔子也自稱“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在和子張討論三代禮制沿革的問題時，孔子亦對社會制度的變革（“損益”）表示大力稱讚（《論語·為政》），這都表明孔子絕對是個歷史進步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中華民族之所以歷經無數次的磨難而始終屹立於世界東方，這種“與時偕行”“唯變所適”的開放精神、開放心態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第四，它們都強調仁者的淑世情懷。將“天人合一的整體宇宙觀”和“現世主義的人生價值觀”落實到個體的生命實踐當中，儒家首先強調的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做一個“仁者”或者“君子”，並且明確主張“入世”而非“出世”。我們知道，在儒家所謂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當中，“仁”是作為“元德”和“全德”而存在的，但它同時又指的是個人將天地萬物納入自身之中的那種深沉的悲憫情懷和淑世情懷。《文言傳》在解釋乾之元德時曾有“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之說，孔子更以“仁者，愛人”闡釋仁之本質，孟子則強調所謂“文王視民如傷”（《孟子·離婁上》）之訓，到了宋朝程顥那裡，更明確提出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二程集》）的觀點——這些都可視之為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的不同表現。《大學》所謂“修齊治平”者，亦此之謂也。
第五，它們都強調人的自強不息精神。古之三《易》，據說均有六十四別卦，而《連山》首艮卦，《歸藏》首坤卦，惟《周易》首乾卦。許慎《說文解字》釋“乾”為“上出”，《周易》乾卦《大象》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自強不息之精神，誠儒家文化或中國文化之精髓也。在《論語》當中，孔子固為此精神之傑出代表，且孔子亦常以此為衡量其弟子之標準也。比如孔子曾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並強調：“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不僅自謂：“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而且批評學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論語·雍也》）這種積極向上的人生觀，當然和儒家強調“入世”有關，肯定在任何時代都是不會過時的。
第六，它們都強調中道或中庸的處世原則。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他還說：“過猶不及。”（《論語·先進》）而《周易》更是對“中”字讚不絕口，比如它對每卦的三、五爻（即六爻卦之上、下卦的中爻）多有譽辭，而有關“中正”“中道”“中行”“時中”等等的評價也都是正面的。當然，孔子也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論語·子路》）那是孔子萬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說法。“中道”“中庸”基本同義，既是指的某種合乎自然規律的中正之道，也是指的合乎生活現實的平常之道，《文言傳》所謂“庸言庸行”是也。儒家既然主張“入世”，那麼採取“中道”或“中庸”的處世原則自是必然的。
以上六條，作為《周易》和《論語》基本一致的核心價值的概括，或有粗疏之處，但即便就此而言，亦能大致反映出吾中華民族文化作為世界民族文化之中極為少見的幾種“本源性文化”之一而呈現出來的獨特性精神面貌也。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公認原則，這些異常獨特的核心價值其實也正是吾中華民族文化提供給世界民族文化的某種普遍性核心價值之所在也。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隨著新一波中國傳統文化熱的興起，現在世人對《周易》和《論語》的興趣也在持續高漲，這當然是好事。但筆者之所以主張將《周易》和《論語》兩書對照學習，除了上邊揭示的此兩者之中所蘊含的那些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之外，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理由。《禮記》有云：“《易》之失，賊。”蓋《周易》本為卜筮之書，歷來附著其上的迷信成分大量存在，如時下坊間流行的各種算命術之類即是（此固然為孔子提倡的“人文《易》”所反對，然其在民間依然不絕如縷，也是事實），學習《周易》的人一旦不慎而誤入其中，則必將流於歧途矣。故我們建議學《易》者最好同時也學學《論語》，因為《論語》主要是基於現世人情來講話，其人文主義氣息更加濃郁且離人倫日用更加切近，讀之或可消除附著在《周易》身上的某些不良習氣也。當然，如拿《論語》和《周易》相比，其“塵世”氣息或許又多了些，因而學習《論語》的人，又不妨同時讀讀《周易》，那樣也許會在人生格局上更加擴展一些、恢宏一些。筆者主張將這兩部經典合而觀之之隱衷在此，望讀者朋友察之。
（作者系國家開放大學教授、新聞中心主任，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學術部副部長。長期從事易哲學、教育等人文學科研究及教學工作。《論語易解》日前由團結出版社出版。此文為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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