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倔强：为什么匈奴一定要跨过长城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句诗很多人都是从小背到大的。“龙城”最早出现在《汉书·匈奴传》，是匈奴人的统治中心和重要礼制性场所遗址，后世便以“龙城”来指代匈奴。
“龙城”究竟在哪儿？
这个千古谜题如今可能有了答案。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与蒙古国联合考古队人员9日发布消息说，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距今约2000年的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
不过事实上，关于匈奴的生活，《史记》中只称他们“随畜转移”“逐水、草迁徙”。虽然考古上有“匈奴城镇”及农业遗址的发现，但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的匈奴人因为地理和经济的因素，过的还是游牧生活。
此次考古队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图中蓝圈处）发现疑似“龙城”的遗迹
对绝大多数的游牧人群而言，游牧不是一种能自给自足的生计手段，他们必须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来不足生活所需。由于游牧本身的移动性与季节性强，因此这些辅助性生计必须与游牧之季节韵律密切配合。匈奴牧民在牧业之外的生计活动不外乎是种植粮食作物、狩猎、采集，掠夺与贸易等。
游牧经济之生计活动，原来便是人类因应资源匮乏且不稳定环境的手段。游牧社会的“分支性结构”，也是在此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态下一种有避灾功能的设计。此设计之优势并非其“结构”，而是人在其间的“抉择”及作抉择的能力。匈奴什长、百长、千长制并非国家建立的“军事组织”，或其最多只是建立在游牧人群“分支性社会结构”上的一种组织。“什长”为领导一个“牧团”的领袖，“百长”为一个小部落（由若干牧团构成）领袖，“千长”则为率领一大部落（由几个小部落构成）之部落长。虽然有此“分支性结构”，然而在匈奴国家体制及遂行国家策略的动员下，此种部落组织之优势常荡然无存，或至少严重减损。特别是，如前所言，匈奴对汉帝国用兵与一般游牧“部落”掠夺定居人群的模式不同；匈奴在一年四季皆出击，而后者为了配合游牧季节韵律，大多只在秋季外出劫掠。
匈奴牧区及其周边
更不利于匈奴的是，在经过一些失败后，汉军对匈奴有更深入的了解。约从公元前129 年开始，汉军对匈奴的出击大都选在春季。对任何游牧人群来说，初春都是最艰苦而不宜长程迁徙的季节。汉军此种战略，必然迫使许多匈奴牧民在不宜聚集、不宜长程迁移的季节，毫无选择地驱着牲畜逃避兵灾，或聚集在其“千长”“万骑”之领导下与汉军对抗。历史记载中，汉军常掳获相当大数量的匈奴牲畜；若匈奴各牧户、牧团在其部落组织中仍有“选择”—选择分散成小团体脱离战区—汉军不可能有如此掳获。显然，国家的军事动员与战争发生的季节，都让他们毫无选择。我们在历史记载上看见的，只是汉军杀敌及掳获的匈奴人畜数字而已。事实上，汉军此种春季出击造成匈奴的人畜损失应远大于此。
因着国家行动，匈奴牧民更大规模的人民、畜产损失，发生在公元前120 年左右，又连续发生于此后数十年间。这便是，据中国史籍记载，由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匈奴频频发生雪灾，造成大规模人畜损失，后来也因此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然而这不只是天灾而已。这些灾难的远因，应溯及汉军在公元前124 至前121年连续出击匈奴，以及公元前121 年匈奴昆邪侯、休屠王之众降汉，使得匈奴单于无法在漠南立足而王庭北迁。公元前111 年，汉军由令居（甘肃永登附近）出塞数千里至匈奴河（蒙古燕然山南麓拜达里格河）；据记载，当时汉军看不到一个匈奴人而大军返回。可见在此一时期不只是匈奴王庭北移，绝大多数的匈奴部落也跟着往北迁移了。“游牧”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专化适应；所谓专化包括畜养特定种类与品种的“牲畜”，以及特定的游牧迁徙模式与照管牲畜之技术。我们知道，漠北（戈壁沙漠以北）与漠南地区在环境上有相当差别。那么，由漠南迁到漠北的各匈奴部族如何学习以新的游牧技术适应新环境？他们的牛羊如何适应更严寒的冬季？这些都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羊，它们能适应多元、极端的环境，乃因为品种分化的缘故。这也表示，各品种的羊都有宜于其生存的环境，不适于远徙到另一环境中。
公元前104 年冬，据史籍记载，“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
考古队发现的匈奴人遗迹中发现的羊骨
公元前90 年，汉遣贰师将军大举出兵北伐匈奴。单于率其众远徙至郅居水（色楞格河）。左贤王也“驱其人民”渡过余吾水（土拉河），远徙六七百里居于兜衔山。次年，公元前89 年，据史籍记载，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这记载，说明此时有部分匈奴人是从事农业的。大雨雪固然在游牧地区会造成灾难，但如前所言“游牧”本身有避灾功能。因此极可能是，人畜远徙造成的牧民游牧生态变迁，包括部分失去畜产的牧人在此不宜农业的地区从事农作，使得许多匈奴人畜在面临气候变迁时无所遁逃。
公元前72年汉军五道出击，并有常惠所率乌孙等西域军队相助。后来因匈奴人“驱畜产远遁逃”，五路汉军都没有多少斩获。然而文献也记载，当时匈奴畜产因长程迁移而大量死亡。第二年冬季，单于亲自率领万骑出击乌孙，虽得胜，但回程遇上大雨雪。一日之间雪深丈余，随军的匈奴民众、牲畜活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后来匈奴又受丁零、乌桓、乌孙之攻击，又有相当大的人畜损失。据《汉书》记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匈奴人是饿死的；在这两年，总共匈奴人民死了十分之三，畜产损失了一半。这一次，同样的，虽然说是天灾，但为了参与或逃避战争，大量民众率其牲畜在不宜迁移的季节（冬季）作长程迁徙，应是造成匈奴人畜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元前68 年，匈奴左大且渠与呼卢訾王各率万骑，南下至汉帝国北边，欲伺机入侵。后来因匈奴军中有人叛逃降于汉，汉帝国有了防备，匈奴退兵。也在这一年，更严重的饥荒造成匈奴人民、畜产死了60%—70%。有一支匈奴部族，被匈奴征服而后移徙到东部（左部）的西嗕人，此时可能为饥馑所迫，数千人驱着畜产南迁，降于汉帝国。公元前62 年，虚闾权渠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南下往长城边，又因为有部属叛入汉帝国而让汉庭有备，单于被迫退兵。他向汉廷求和亲，但汉廷并未许诺，单于就病死了。
我们可以更深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的人类生态意义。这些“事件”被《汉书》作者记录，是为了构成一个关于匈奴如何衰败的因果叙事。然而在此叙述中的“事件”，除了作为历史事实外，其在当时的“发生”也是人所缔造的行动表征。这样的表征，其背后有更重要的历史事实，也便是当时长城边缘的人类经济生态本相。公元前68至前62 年，匈奴两度大举南下掠夺汉帝国，两次都有部众叛逃入汉，又有整个部落降于汉帝国的事例。过后，匈奴单于向汉示好，求和亲。以上所有的事件都显示，匈奴迫切需要突破“长城”这一道资源封锁线——无论是以掠边、投降或以和亲为手段，无论是匈奴国家或个别部落、个人，都有此迫切需求。此危机固然肇因于天灾，但至少部分原因为国家此一政治组织无法与游牧经济相配合；在此一变量极大的自然环境中，国家的“集中性”与国家所设立的种种“边界”减损了游牧社会攸关生死的“分散性”与“移动性”。然而这些在某种历史事实层面的单纯“ 投降事件”，从另一层面来看，却显示此时游牧社会内在的分散性、平等自主性，在许多个人的抉择下发挥其自我调节作用，而终突破了长城此一资源边界。
画作中的匈奴战争
这样的长城边缘之人类生态本相，更在此后产生一连串的事件表相。公元前60 年新单于握衍朐鞮继位，匈奴发生许多内斗与分裂事件。先是，与新单于不合的日逐王率部归降于汉。后来又有奥鞬贵人（各级部落长）不服单于以其子继任奥鞬王，而自行拥立故王之子为奥鞬王，并将部落迁往东部。此时匈奴各部皆不愿服从握衍朐鞮单于，甚至右地部落长与左地部落长共同拥立前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为单于，也就是呼韩邪单于，与握衍朐鞮单于对抗。公元前58 年，握衍朐鞮单于败于呼韩邪单于而自杀。此后匈奴诸王纷纷自立为单于；共有五个单于相互攻伐。最后败于郅支单于的呼韩邪单于决定对汉帝国称臣，将部落南移至长城外。公元前51 年，汉帝国以盛大仪式迎接来朝的呼韩邪单于。于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在经济与政治上赖汉帝国支助，北匈奴则往西发展。
公元前43年呼韩邪单于乘漠北空虚率众北返，匈奴帝国又归于统一，但仍保持与汉帝国间的和平关系。直到王莽之新朝时，匈奴才又对中国掠边。
影视剧中的匈奴
公元43至48年间的东汉之初，在连年干旱造成的生计压迫下，一方面匈奴对汉帝国之掠边更频繁、严重，另一方面其南边诸部与北边单于所领诸部产生严重裂痕。终于在公元48年南边诸部拥立自己的单于，亦称呼韩邪单于，并归附汉朝廷，从此经常接受汉帝国的赏赐与援助。南北匈奴再度分裂。
学者们以王位继承制度的多元混杂或不明确，来解释这些因王位继承造成的匈奴帝国之政治混乱与分裂。我认为，匈奴第一次分裂为南北前的内乱（公元前60 至前54 年），部分原因是连年天灾造成畜产严重损失，而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其国家政治结构与活动严重干扰其游牧社会组织原有的避灾及灾后重生功能。同样受此天灾打击的丁零，在其部落组织下反而有能力连年（公元前65 至前63年）劫掠匈奴，并使有国家组织的匈奴回击无功。最后，经年在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匈奴游牧社会潜藏的“分群结构”渐发挥其功能—五个部落领袖皆自号“单于”彼此相争，而这只是史籍记载中之大者，事实上在公元前70 年左右或自此以来，受匈奴羁縻的外围诸国已逐渐背离，各个单于对内也无力处置部落间的相互攻盗。匈奴第二次分裂为南北（东汉初），也是因为天灾造成牧产损失，使得部分部族南移至长城外，终而依附汉帝国。
影视剧中的匈奴
南单于归附于汉，他的部众一方面在邻近长城的地区游牧，一方面赖汉帝国给予的物资以及与汉互市来补其不足。如此，“长城”虽仍存在，但长城两边的资源、人员与文化已能流通。陕西神木县大保当的汉代城址，据发掘报告称，可能是东汉安置南匈奴而设的“属国”遗址。
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突破了“华夏边缘”。
外国画作中的匈奴
匈奴之“国家”为后来活动于蒙古草原的诸游牧部族立下一个范例。以“国家”之组织与力量，对内划分各部落草场以避免内部资源争夺，对外与周边森林游牧、混合经济及农业聚落人群互动，而从掠夺、贸易、纳贡、抽税及胁迫赐予中获得外在资源。然而，至少有两个关键因素影响草原帝国的发展。其一，无论如何此国家仍奠基于游牧社会中；国家造成的政治权力“集中化”与社会贫富贵贱“阶序化”，不断受到游牧社会中的“分支、分散性”与“平等自主性”之挑战。其二，建立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帝国，主要对应于南方中原帝国的资源封锁线（长城为其具体表征）而生，它的存在主要功能之一也在于突破此资源封锁线。因此，当此资源封锁线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时，反而，靠近长城的草原部族愈来愈依赖长城内的资源，而在经济生态与政治利害上难以与草原的北部或西部的诸部落同心同德。这两个因素，造成匈奴帝国内部的分裂，后来也造成南匈奴附于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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