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石達開為什麼沒有搶奪瀘定橋，從瀘定橋過大渡河呢？
這必須要搞清楚石達開當年所處的地理位置。
石達開當年巧渡金沙江後，直插四川寧遠府（治所在今四川西昌，範圍與今涼山州大體相當）境內，棄走越嶲大路，徑取冕寧小路捷徑，急趨紫打地（今安順場附近），擬從紫打地渡河。
紫大地地勢低下，前為大渡河所斷，後有馬鞍山所阻，左邊為松林河所封，右邊有老鴉漩河所鎖，乃是兵法上所說的死地。
所以，石達開到後，不敢怠慢，馬上展開渡河行動。
再一次強調，紫大地前面的大渡河是沒有橋的。
石達開要渡河，就必須打造舟楫。
石達開好不容易弄出了十幾條船，當晚卻突然降雨，河水暴漲，無法渡河。
有很多野史軼聞說，石達開到了紫打地的當晚，因為王妃誕子，為給新生兒慶生，命令軍士就地駐營，連續慶祝了三天三夜。
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一派胡言。
按照《越巂廳全志》記敘，清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63年5月14日)，即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到紫打地的當晚，“俄而陰雲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漲不得渡”，即當晚大渡河洪水已經陡漲，已不能徑渡了。
土人賴進學《述石逆被擒事》也稱：“彼時兩河水陡漲文餘。”
四川總督駱秉章在其《生擒石逆疏》也說：“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漲數丈。”
大雨連下了三天，三天之後，清軍唐友耕部趕到大渡河對岸佈防，太平軍要渡河，就必須以命相搏，與清軍展開強攻。
補一句，參與大渡河戰役謀劃的清軍將領唐炯也在他的《成山老人年譜》裡記載了石達開沒的在清軍到達之前渡河的緣由：“石達開至大渡河，遊騎數百人已濟，招還，下令多備船筏，明日齊渡。是夜水陡漲數丈，連日不退，而振武軍前隊始馳至對岸。”
石達開在強渡作戰中死傷慘重，且大渡河又再次暴漲，致使從紫打地渡河成為了不可能。
現在，有人認為石達開在那個時間點走大渡河是不瞭解天時，自取滅亡。
這也是不對的，清廷四川總督駱秉章《生擒石逆疏》中坦承，據當地人說，大渡河水從來不曾在這個季節如此盛漲，據水汶統計資料，大渡河的漲水期本來應該在半個月之後，石達開遇上的是極其罕見的提前漲水，可見，石達開之亡，是天要之亡，非戰之罪也！
72年之後，紅軍基本也是在同樣的季節、同樣的時間，來到了同樣的地點。
但紅軍比石達開要幸運得多。
首先，紅軍沒有遇上漲水。
其次，紅軍剛到達大渡河南岸安順場渡口，就找到了一艘木船。
當時奉命在南岸守衛安順場渡口的，是國民黨彝務總指揮部下屬的川軍營長賴執中，北岸是四川軍閥劉文輝的第五旅第七團一個營。賴執中從南岸撤到北岸時，本已將南岸的渡河船隻、糧食全部轉移到了北岸，並在南岸安順場滿街堆積柴草，準備放火燒盡民房。但安順場南岸一大半房屋和財產是他家的，在沒有確定紅軍是否來安順場之前，他抱著僥倖心理沒有舉火，則還留有一張擬在舉火之後駕渡北岸的小船。陰差陽錯，這艘船就落入紅軍手中，由此上演出了“紅軍十七勇士孤舟橫渡大渡河”的好戲。勇士們在渡河後控制住了渡口，並在後續部隊不斷渡河增援的情況下，擊潰劉文輝的川軍，鞏固了渡河點。
紅軍抵達大渡河前，蔣介石於5月中旬飛抵昆明，調動中央軍十餘萬人，川軍五萬餘人，在大渡河沿線組成封鎖線堵截紅軍，蔣致電各軍：“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要、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
為此，紅軍高層專門到石達開的敗亡作了細緻而詳盡的分析，儘可能避免出現石達開的錯誤，並把石達開沒有實施、卻可能成功的所有辦法都反覆謀慮了個遍。
可以說，是石達開的敗亡給紅軍提供了經驗。
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毛澤東、周恩來及紅軍總司令朱德沒有專注於在安順場渡河，而向各軍團首長髮出電令，兵分兩路，分別沿大渡河兩岸北上，相機誓奪上游320裡之外的瀘定橋！
瀘定橋建於1705年，是康熙在平定“打箭爐（今康定）之亂”後，為加強對西康地區的控制而下令建造的，是成都平原通往西康、西藏地區的交通要道。
紅軍奪取了瀘定橋，從橋上渡河，當然比駕船渡河更快、更好、更安全了。
那麼，問題來了——石達開為什麼沒有搶奪瀘定橋，從瀘定橋過河？
前面說過了，石達開所在的紫大地前為大渡河所斷，後有馬鞍山所阻，左邊為松林河所封，右邊有小水（即鹿子河）和老鴉漩河所鎖。
松林河是大渡河的支流，當時大渡河河水暴漲，松林河河水雖然不深，卻湍急異常，而且對岸有番族土司王應元鎮守，強渡松林河的難度與強渡大渡河是一樣的。
在多次搶渡失敗後，石達開只好向東突圍，最終又被老鴉漩所攔。
正所謂，時來天地齊努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時也，命也。
紅軍比石達開最幸運的地方就是：在紅軍渡河的時代，松林河已經改道，即當年石達開所面對的天塹松林河已成了一條徒步可過的小溪！不得不說，這是上蒼在眷顧我中國工農紅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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