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曾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三屆美國共和黨政府擔任高官，可謂“三朝元老”。3月22日，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宣佈，博爾頓將取代麥克馬斯特出任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此，我們似有必要了解一下這位被稱為“鷹派中的鷹派”的國安助理的思想傾向與政策主張，並由此預判其入閣對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以便未雨綢繆。
政治生涯
博爾頓，1948年生，美國著名鷹派外交家和共和黨政治家。耶魯大學法學博士，曾為執業律師。早在耶魯大學就學期間，他就是《耶魯保守派》的主編，還加入到了“耶魯年輕共和黨員”俱樂部，併成為非常活躍的一員。這份經歷為他日後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基礎。畢業後，他長期擔任美國法律公司勒納、裡德、博爾頓和麥克馬納斯公司的股東。
其政治生涯始於上世紀80年代在里根政府裡的任職。此後他迅速成為共和黨內重要人物。在1991年海灣戰爭前，他幫助美國同歐洲以及阿拉伯國家建立反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聯盟。後由於涉嫌在1996年的選舉中非法收取外國獻金，博爾頓被迫在國會調查後辭去公職。2000年博爾頓復出，成為小布什政府負責武器控制和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2005年8月，博爾頓被小布什繞過參議院強行任命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政見主張
以中國為“大威脅”之首的博爾頓，履新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這對中國而言顯然總體並不利好。但綜合博爾頓在其他領域、事宜的一貫主張，其上任給中國國家利益和中美關係帶來的影響是複雜的，即存在正、負面雙重效應，既有對華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何趨利避害打好“博爾頓牌”以捍衛中國國家利益、促使中美關係朝著健康方向發展，是中國當前分析博爾頓入閣一事需著重考慮的主要問題。
作為美國力量的堅定捍衛者，博爾頓主張在美國內外堅決、果斷地運用美國力量。其中，有五件事他尤為堅持，同時也因此在美國朝野上下引發相當爭議。五事之一就是認定中國為當前及未來對美國威脅最大的國家。
今年1月24日，當時尚屬於“民間人士”、並未入閣的博爾頓曾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舉辦一場講座。他談到當前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兩個大威脅與兩個小威脅”。所謂“大威脅”就是指俄羅斯和中國。與此前美國政府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國防戰略報告》相呼應，博爾頓在那場講座中也認為此前民主黨政府對華、俄過於軟弱、綏靖，致使兩國勢力坐大，如今必須針鋒相對。否則，中、俄極有可能衝擊美國領導下的現行國際秩序。
其實，早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博爾頓就曾公開指責俄羅斯對美國內政的“干涉行為”是“一個華盛頓永遠不會容忍的真正的戰爭行為”。這位老牌鷹派人物從不掩飾他對蘇聯-俄羅斯強力部門及其傳統的深惡痛絕。譬如，在2017年7月特朗普總統會見普京等俄羅斯政要時，俄方斷然否認曾干涉美國大選，而博爾頓則表示：“公然撒謊（不臉紅）的（普京）顯然得到了克格勃最嚴格的訓練”（he was lying with the benefit of the best KGB training）。而對於當下正被熱炒的“俄羅斯前特工在英國被毒殺”案，博爾頓的主張依舊強硬：“西方世界對此必須給出強硬的回擊”（very strong answer）。
而中國方面需要特別留意的是，在那場耶魯演講的問答環節，有臺下學者提到“美國是否應該/可以聯俄製華”。對此，博爾頓認為，儘管俄羅斯也是美國的一大威脅，但長期來看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應該緩和，只不過美國政治體制以及目前的政治氣氛不允許美俄接近。這一似乎與此前他一貫公開表達的傳統觀點有所不同的新動向，需要中國給予關注。
首先，除了其一貫反俄立場外，博爾頓還是美國政界著名的“仇伊”派。他甚至公開主張“轟炸伊朗”。
前國務卿蒂勒森的解職，顯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輿論普遍認為，這與蒂勒森在伊核問題與特朗普總統意見相左有較大關係。而在這個問題上，博爾頓無疑與特朗普“心心相印”。
早在三年期，即奧巴馬總統於2015年與伊朗達成核協議時，博爾頓就直言不諱地公開批評道：“這個協議是美國曆史上最差的協議，它創造了巨大的漏洞，伊朗現在正通過這些漏洞贏得寶貴時間以便提升其導彈和核力量。而美國則沒有任何收穫……（要想阻止伊朗）唯有通過軍事行動。”
當然，在具體由誰執行該“軍事行動”，博爾頓推薦讓以色列人去幹，同時“這種行動應該與美國所支持伊朗反對派運動相結合，目的旨在實現德黑蘭的政權更迭。”
博爾頓對伊朗的強烈敵意，極有可能在未來執政歲月中與同樣仇恨伊朗的特朗普總統產生更多“化學反應”，從而加劇中東地區緊張局勢，因而導致美國力量更多地投入到中東地區以應對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弧”，以及“弧”背後的力挺伊朗的俄羅斯。這對中國而言，客觀上有可能起到“錨定”美國力量於中東的效應，因而又呈現出某種“利好”。
其次，和處處主張“美國第一”的特朗普一樣，博爾頓也對聯合國頗為不屑，對“美國國家利益優先”卻情有獨鍾。
在1994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博爾頓直接否認聯合國的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聯合國”（There is no United Nations）。他堅持：“（世界上）只存在一個偶爾被美國這個唯一存在的真正強國（only real power）所領導的國際共同體（international community）——其前提是，這種領導和共同體的存在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能夠獲得他國的追隨。”
博爾頓這種“小布什式”的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強烈偏好，以及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對國際多邊主義協調的鄙視，很可能會與特朗普產生高度共鳴。因此可以預見，此後特-博安全團隊在制定並執行重大戰略決策時，有可能削弱與美國在歐洲和東亞的盟友的協調，從而表現出更大的單邊與自利傾向。這顯然會在美聯盟體系內部造成新的不和，變相地有利中國。
第三，博爾頓的美國軍事力量使用門檻較低，或者說他是文職人員中比較接近軍方立場和武力偏好的閣員。譬如，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小布什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對的。”
在全美上下為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這一“錯誤”進行反思、檢討時，博爾頓一如既往地語出驚人：“如果你知道今天你做的一切，當然你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但我仍然支持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因為他對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威脅。”在面對《華盛頓郵報》的採訪時，博爾頓如是表態。
這一特點可能造成的影響更為複雜。一方面，可能利好中國，即因為博爾頓作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使用武力方面的“不夠審慎”而與同樣“膽大妄為”的特朗普一拍即合，很可能在至今仍未消停的中東、東歐等地區安全局勢上因對美軍力量的迷信而導致擦槍走火，甚至因捲入或發動不必要的戰爭，從而使美國再度陷入泥淖。可另一方面，也同樣有可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在東北亞地區造成新的不確定性與動盪。後者需要中國格外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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