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在中国可谓是鼎鼎大名，他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曾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所倡导的的实用主义，在当时曾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杜威强调从实践中学习教育的思想和主张，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杜威在中国弟子众多，其中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陶行知、欧元怀、陈鹤琴、冯友兰、朱经农、杨振声、罗家伦、刘湛恩、张伯苓、郑晓沧、凌冰、孟宪承、张彭春等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直接或间接与杜威教授有过一定的交集，而成为杜威的中国弟子。
而杜威教授的女弟子却不多见，我所知道的只有3名女性，如果以年龄进行排序，她们分别是张默君、杨荫榆和俞庆棠，其中杨荫榆和俞庆棠都是无锡人氏，而俞庆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她吧。
俞庆棠
俞庆棠（1897—1949）字凤岐，江苏太仓人，1897年农历八月初四出生于上海一个职员家庭，其父俞棣云曾是“上海电报学堂”的毕业生，思想现代且开明，其子女都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
俞庆棠的大哥俞风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毕业生，这位上海名医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并获公共卫生学博士，还曾与伍连德、颜福庆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华医学会”。
1911年，俞庆棠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塾”，这所女子学校创办于1902年，最初的招生对象为满族贵族少女，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办学宗旨，因此校名为“务本”，俞庆棠在“务本女塾”学习三年，于1914年毕业。
俞庆棠又先后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和“圣玛利亚女书院”，“中西女塾”是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于1892年创办的，创办人是美国卫理会驻沪传教士林乐知，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都曾在这所女校读书，近年来非常走红的女作家张爱玲也是该校校友。
“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创办于1881年，是一所女子贵族教会中学，所培养的学生以出色的英语能力和优雅的气质而著称，招生对象大多都是中上等家庭的女子，学校汇聚了许多名媛淑女，学校原址在上海中山公园西南侧，多栋建筑已经被列入上海市保护建筑。
俞庆棠自幼就活泼、好动且勇敢，颇有男孩子性格，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书院”时，由于年龄偏大的缘故，担任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练就一身娴熟辞令，尤其善于进行鼓动性演讲。
学生时期俞庆棠
“五四运动”时，俞庆棠是上海学界的活跃分子，挑头组织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带领女同学上街游行、演讲，倡导“唤起民众，实为当务之急”，并提出“立国于物竞剧烈之时代，必须普及教育”的主张，思想理念确实是站在那个时代的潮头，她曾被选为“上海学联”代表并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会议。
当“五四”浪潮逐渐退却之后，许多适龄青年都纷纷前往欧美留学，以寻求救国强国之途径，俞庆棠在美国留学的未婚夫唐庆诒鼓动下，于1919年秋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入台来佛亚女子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游学，并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稳定下来。
俞庆棠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求学时，师从导师杜威教授攻读教育学，并曾与江苏老乡孟宪承一起合作翻译了杜威教授的著作《思维与教学》，还有杜威的学生克伯屈博士的著作《教育方法论》，这两部论述教育的著作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年初，俞庆棠从哥伦比亚大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与未婚夫唐庆诒一同回国，唐庆诒是时任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唐文治的长子，二人在无锡完婚，其时俞庆棠25岁，唐庆诒24岁，巧合的是，夫妻名字中都各带一个“庆”字，尽管他们是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却婚姻幸福美满，与无锡同乡杨荫榆的婚姻形成强烈的反差。
唐庆诒是1914年赴美留学的，先后就读于比洛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硕士学位，其英语水平超级厉害，曾屡屡在全美各级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奖，其演讲风格以思想深邃、逻辑严密、表达精准、语音纯正为特色，甚至有人评价他“不仅超越了其他种族和民族，也超越了美国的演讲者。
唐庆诒
婚后的俞庆棠在私立无锡中学任教，这所中学是由近代著名教育家高阳以“毁家兴学、造福桑梓”的办学理念，捐献全部家产而创建的，已经双目失明的国学大师唐文治出任首任校长，而唐文治被高阳先生的办学义举所感动，掌校十年而义不受薪，俞庆棠也为唐文治的义举所感动，积极助力公公办学。
1924年夏，由王伯群捐资创办的私立大夏大学在上海成立，由马君武出任首任校长，最初的师生全部来自于私立厦门大学，其中欧元怀曾是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其人是办教育的行家，俞庆棠在欧元怀学长的邀请和引荐之下，出任私立大夏大学教授。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整合江苏省高等教育资源，合并组建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俞庆棠被时任校长张乃燕聘为教授，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极力倡导效仿法国教育模式而实施大学区制。
时任江苏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的俞庆棠又开始兼任扩充教育处处长，规划江苏省的社会教育事业，并大力倡导和推行民众教育的主张，组织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编辑出版《民众教育》，江苏的社会教育模式和经验很快就被推向全国。
俞庆棠工作照
1928年3月，俞庆棠在苏州创办国立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学校并兼任校长，不久，该校由苏州迁至无锡，并更名为“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同时又增设了劳农学院，后来两院合并更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俞庆棠改任教授兼研究实验部主任，曾主编《教育与民众》月刊，并在上海《申报》开辟“农村生活丛谈”专栏。
1932年12月，俞庆棠倡导并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教育社”，出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梁漱溟、赵冕出任常务理事，还有理事及候补理事十几人，以“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为宗旨，这是一个领导全国社会教育的学术团体。
1933年，俞庆棠携近乎双目失明的丈夫唐庆诒赴欧洲治疗眼疾，顺便考察了丹麦等欧洲七国的成人补习教育，这次考察让俞庆棠获益匪浅，回国以后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民众教育，她被社会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
俞庆棠与唐庆诒
1934年，俞庆棠被推举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这个社会团体由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的，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为宗旨。
1935年，俞庆棠主编了《民众抗日救国读本》，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俞庆棠随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一同迁校至桂林，后来又只身前往汉口，出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研究实验委员会委员及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组长。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后，俞庆棠曾撰写一幅挽联：“不做空头文学家，死者是用铁笔铁肩挑起解放民族的担子；要作真心革命者，活人应拿出赤心赤血，赶走压迫中华的敌人。”悬挂在无锡纪念鲁迅的追思会上。
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名义，在庐山组织召开了“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因在庐山召开而又称为“庐山妇女谈话会”，全国各界妇女代表沈慧莲、唐国桢、邓颖超、孟庆树、史良、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刘清扬、劳君展、张蔼贞等48人参加了这次谈话会，俞庆棠开始积极参与战时难童保育与妇女救济工作。
俞庆棠（前排右一）、邓颖超（后排左四）、宋美龄（后排右三）
1938年8月，俞庆棠又从汉口来到陪都重庆，组织筹备妇女生产事业，主张和倡议“前线兄弟流血杀敌，后方姊妹挥汗做工”，又先后在四川松潘、乐山创办了纺织、蚕丝实验区，组织和领导西南大后方的妇女工作，当时《新华日报》曾作过专题报道。
1939年3月，俞庆棠由重庆返回上海，先后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大学任教，其中“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上海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这所女校尽管只存在了14年，却培养了许多民国名媛。
俞庆棠还出任了“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干事，为女青年会编写民众课本，并由中华书局出版，所得稿费全部捐作社会救济。
抗战胜利后，俞庆棠应刚出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之邀，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发动社会力量，先后兴办了108所市立民众学校，并亲自兼任“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校长。
俞庆棠与学校骨干教师合影
1947年9月，顾毓琇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与顾毓琇同是无锡同乡的俞庆棠也辞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一职，专任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校长，面向上海工厂和棚户区的民众开战扫盲工作。
1947年春，俞庆棠就被推举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48年又出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同年10月，赴美国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难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并再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教育。
1949年5月，俞庆棠应邀回国，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俞庆棠，邀请她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以发挥她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俞庆棠
1949年12月4日晚，俞庆棠在教育部宿舍因突发脑溢血而病逝，年仅52岁，正是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的黄金年龄，非常的可惜，可谓是中国社会教育的重大损失。
1985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无锡“俞庆棠纪念馆”亲笔题词：“纪念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对俞庆棠的教育人生给予高度概括和评价。而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雷洁琼的题词是“学习俞庆棠先生致力民众教育的献身精神”，邓颖超和雷洁琼都是俞庆棠的生前好友，她们都曾致力于中国的妇女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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