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歷史是從一個偉大帝國和它的崩滅開始的。歐洲從羅馬帝國汲取了太多東西，歐洲的形成因此深受這個帝國崩滅的影響。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為他的歷史鉅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的名字，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腦海。
奧古斯都於公元前27年開始統治天下，他所建立的帝國在西方延續了五百年之久。公元400年左右，這個帝國永久分裂為東西兩半，而東羅馬帝國又繼續存活了一千年，直到1453年才終於氣絕。入侵西羅馬帝國的蠻族對東羅馬帝國的統治權是承認的。法蘭克王國的第一位基督徒國王克洛維一世（Clovis），就是從東羅馬皇帝手中得到“執政官”的封號；而並沒有隨羅馬而逝的教皇也承認東羅馬皇帝的地位，在這位最高宗教領袖眼裡，雖然蠻族數度入侵而西羅馬帝國也已淪亡，但舊秩序的關鍵部分依然完好無缺。在羅馬有個教皇，在君士坦丁堡則住著一個信奉基督的羅馬皇帝。教皇和皇帝這兩大權力中心，即將共同統理這片基督教江山。然而，當教皇亟需東羅馬皇帝協助時，這位皇帝卻力有未逮，無法伸出援手。
皇帝和教皇之爭
皇帝和教皇之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甚至是真正的兵刃相見、戰場交鋒。你或許會問，教皇要怎麼打仗呢？由於他本身也是一國之尊，他有自己的屬地可以徵稅，他就拿這筆稅收來徵僱士兵。他四處尋找盟友，有時候會跟一些不想屈從於皇帝之下的王侯合作，打個比方，就像打開皇帝他家的後門來搗亂。中世紀時期，北意大利的市鎮成為歐洲最富庶的地區，而皇帝的江山已經遠屆南部這裡。這些城鎮不喜受皇帝掣肘，有時也會主動和教皇結盟，聯手去打皇帝。他們時常扮演牆頭草，哪邊對他們有利就歸順哪方。
對於這位儼如戰士一般的教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切利尼（Cellini）於自傳中有段精彩的描述。同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人物一樣，切利尼也是多才多藝，他不但是個手藝高超的金匠，也精通武器製作。有一回敵軍攻打羅馬，他站在教皇這邊，就如何開炮射擊下達指令。教皇的敵人之一是某個曾替教皇打仗，但現在投效敵營的昔日西班牙官員，這人站得老遠，完全沒想到自己會身在射程之內，他一派輕鬆，佩劍還掛在胸前。當切利尼下令發射，炮彈立刻擊中這個武官的劍，劍反插到武官的身上，將他切成兩半。切利尼非常沮喪，他殺了一個完全沒有為死亡做好準備的人。他跪在教皇面前，請求赦免，教皇卻大悅地說：“噢，我原諒你，我原諒你所有因為服務教會而犯下的殺人罪過。”
教皇是個重要的君侯，他本該擁有皇室的一切行頭，因為他是教會元首，而且要以平起平坐之姿會見其他君主。 教皇和皇帝的互鬥始終是僵持的局面，從來沒有一方得到過完全的勝利。他們就像老闆和夥計之間的鬥爭；有人罷工有人以開除要挾，有時局面火爆而慘烈，不過你知道最後總會解決，而且世界上永遠都會有老闆和員工。教皇和皇帝之爭要說有什麼意義，那就是教皇從沒說過自己是皇帝，皇帝也從不以教皇自居。
雙方都承認對方的存在有其必要，爭的只是彼此的相對權力。這是西羅馬帝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是它和東羅馬帝國的分野所在。 在東邊，依照君士坦丁堡的規矩，皇帝不但是整個帝國世俗事務的統御者，也是教會的統治者。他們也有個最高主教，但這位最高主教由皇帝指派，也歸皇帝管轄。在西邊，教會和國家則是分開的兩個權力單位，各有各的權威。這對國王來說是個不曾或斷的障礙，讓他無法號稱普天下都是他一個人的。
拿破崙稱帝
教皇與皇帝之爭最終隨著拿破崙的稱帝似乎告一段落，拿破崙不是信徒，換句話說，他不相信上帝。他篤信機會和命運。但他明瞭人民和信仰的深固關聯，深知宗教對於維繫士氣和秩序有多重要。早期的革命分子是啟蒙運動培養出來的小孩，對管理宗教缺乏這樣的尊重。要說造成法國社會分裂，讓人民對革命越來越敬而遠之的主因，什麼也比不上攻擊天主教會。
革命黨人霸佔教會土地，設立了一個教皇拒絕承認的、敵對教派的國家教會，拿破崙決定要終止此舉所導致的仇恨與分裂。 他跟教皇達成協定（教廷和政府間的協定有個特殊名稱，叫做Concordat），承認天主教是法國多數人民但並非“所有”人民的宗教；教皇要求撤銷宗教自由，拿破崙也不同意，指新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有權奉行自己的信仰而不受干擾。至於主教的任命，這份協定讓它回覆舊規：主教由國家提名，但由教皇為他們披上聖袍。 在教皇的出席下，拿破崙於巴黎聖母院加冕為皇帝。教皇任命拿破崙與約瑟芬為皇帝和皇后，並賜福於象徵王權的標誌物：寶珠、權杖、寶劍、正義之手。然而，是拿破崙為自己戴上了冠冕，那是一頂複製品，仿照教皇曾為查理大帝戴上的王冠而做，它中空而輕巧，狀似羅馬人為勝利者戴上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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