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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的改變，都從觀念的轉變開始
觀念是思想市場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講，思想市場從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思想市場的競爭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時候更寬鬆，有時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國家情況也不一樣，有些國家的思想市場競爭性比較強，有些國家比較弱。
在中國歷史上，思想市場競爭性最強的時期是春秋戰國。那時候思想比較自由，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後形成了現在所謂的中華文化。在秦滅六國後，秦始皇覺得儒生老愛發表意見，會威脅到他統治的合法性，就搞“焚書坑儒”，開始了思想禁錮。到了漢代，思想市場慢慢開始恢復，但後來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獲得了法定壟斷地位。
雖然秦始皇和漢武帝看起來不一樣，一個坑儒，一個尊儒，但結果是一樣的，就是思想市場衰落了。到了魏晉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馬燈似的，眼花繚亂，這時候思想市場反倒又活躍起來，佛教主要就是在這一時期在中國興盛起來的。到北宋時，思想市場也比較活躍，因為開國皇帝立下規矩不殺知識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殺，所以產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學。理學在明朝獲得了壟斷地位，科舉考試全要按照朱熹的註釋答卷，持不同觀點者就成了異教徒，思想市場又萎縮了。滿清以後，從康熙開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獄”，思想市場變得非常弱小，雖然還有些學者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可能唱反調，但大部分沒有好下場。最後到滿清末期，社會危機頻發，思想市場再度活躍起來，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國。
西方從15和16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到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最後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其實是思想市場的產物。而工業革命之後，中國跟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就在於思想市場的差異。
簡單來說，西方出現了一個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其基本特點是，多中心的政治環境和統一的、競爭性的思想市場並存。相反，中國的思想市場卻經常受到太多的約束和干預。
先看看生產思想的環境
16世紀開始的時候，歐洲有500多個大大小小的政體相互競爭，這給思想家留出了空間。學者可以自由流動，某個國王不喜歡你，另一個國王可能會保護你。法國的伏爾泰逃難很多年，總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國流傳開來。西方世界政體有界，但思想無界，學術界是個統一的市場，思想可以跨越政治邊界，學者們都說拉丁語，不管人在哪裡都不會影響他們在學術界的聲譽。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體，更在乎的是在整體學術市場上的聲譽。這種狀況類似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周遊列國，到處傳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沒有語言障礙。
舉例來說，發動宗教改革的馬丁· 路德批評天主教會腐敗，羅馬教皇判他為異教徒，要德國的皇帝執行死刑。但是在執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須把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召集起來，開個聽證會。開完聽證會後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薩克森選帝侯Frederick派來的幾個當兵的“劫持”，藏了起來，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為他已經死了，其實他還活著，躲在一個城堡裡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時，德文版的《聖經》流傳開來，宗教改革勢成熊熊烈火，任誰也滅不掉了。
與此形成顯著對比的是，中國有一個學者叫朱之瑜，生於1600年，活了82歲，是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一起被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學者”。清朝入關時他還忠於明朝，參加了抗清復明的活動，南明滅亡後先逃到越南，最後到日本並死在那裡。他在日本講學，傳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顧問，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國，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紀晚期才被發現，大家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學者。這還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並活了下來，很多思想家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活不下來。
我相信，中國更長遠的未來取決於思想市場的發展。中國現在非常需要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術企業家，即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者，他們創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還需要有冒險精神。如果大家都不願這麼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歷史的反覆之中，改革開放只能成為歷史長河裡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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