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還有點迷惑，不過合上這本《師說：人文經濟學》，頭腦像是被注入了一些新鮮的東西。這原本是一本演講內容文集，為了避免過分口語化，書的編者將大部分文字“標準化”了一下，但讀起來依然通俗易懂，時不時就遇到通往另一個世界的一扇窗。
全書共五部分（5場講座），前兩個部分比較淺顯，第三個部分要有點耐心，第四個部分……哼！第五個部分是方法論的演進。
一. 博弈與社會：淺析納什均衡 / 張維迎 （簡單）
二. 從量化歷史看風險博弈與文明變遷 / 陳志武 （簡單）
三. 凱恩斯經濟學及其批判 / 許小年 （略難）
四. 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的通縮壓力 / 盧鋒 （不懂）
五. 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 / 林毅夫 （一般）
最有收穫的兩句話：
① 我們所說的經濟增長是潛在GDP的增長，這和宏觀政策沒有任何關係。只有技術水平的提高，才能實現可持續增長。
②人最重要的理性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價值理性（目標理性）。就是你應該追求什麼，不應該追求什麼，而不是你要追求的都是規定好的，只是研究用什麼方式滿足。（休謨 VS 康德）
一. 博弈與社會：淺析納什均衡 / 張維迎
傳統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理論為核心，關注的核心是財富如何生產、分配。經濟學家發展出成熟的價格理論，用優秀的數學模型及函數來解釋價格問題，但是他們忽視了人們在實際行為中的其他影響因素，比如社會道德因素、個人的主觀判斷等。
納什均衡是一種分析，用來預測互動情況下理性人會有的行為和後果。它的出現讓傳統經濟學發生了一個根本性轉變，使經濟學研究領域擴展到社會制度中的激勵理論，關注的核心變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
從納什均衡和博弈論的角度來看：
社會規則有激勵功能——誘導人們保持合作的舉措。比如法律，社會聲譽等。
社會規則有協調功能——雙方有一種解決衝突的合理規則，一個企業/國家的文化就是幫助人們協調出納什均衡的規則。比如尊老愛幼。
社會規則有承諾功能——就是要付出成本，在成本的制約下，事後不會採取機會主義行為。比如企業雙方合作簽訂的協議。
社會規則有信號功能——信號是人們所傳遞的讓別人願意同自己合作的東西。
但是對於博弈論的假設，很多學者提出了一些批評：
首先是有限理性。人是想理性，但是能力有限，記憶力有限，加工能力有限，所以現在做的不一定是對自己最好的。
其次是有限毅力。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抽菸，可能你也知道抽菸對你有害，但還是戒不了煙，這就是有限毅力。
再者是有限自利。人並不是像經濟學家講的那樣自利，還存在利他主義。
最重要的是，張維迎指出，人最重要的理性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價值理性（目標理性）。就是你應該追求什麼，不應該追求什麼，而不是你要追求的都是規定好的，只是研究用什麼方式滿足。這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差別。我們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一個人最需要考慮的是什麼東西值得自己追求，什麼東西不值得自己追求。在工具理性中，理性在制定目標方面是沒有作用的，理性是慾望和情感的奴隸，這是休謨的觀點；在價值理性中，理性幫助人們選擇目標，所以理性是慾望的主人，這是康德的觀點。
總結起來就是，“納什均衡”創造了一門新的學科，方法就是非合作博弈理論，使經濟學發生了革命性轉變——從傳統的資源配置理論轉變成了人類合作，或者說制度激勵機制理論。腐敗可能就是傳統意義上的理性選擇（工具理性）。
薦讀：《博弈與社會》
二. 從量化歷史看風險博弈與文明變遷 / 陳志武
這部分引用了很多研究成果來論證，嚴謹而有說服力。核心觀點總結一下就是——
人類歷史就是與風險博弈的歷史，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人類應對風險手段的進化史。比如從降低風險的角度來分析，完全可以解釋人類為什麼選擇定居農耕（避免寅吃卯糧）。人類抵抗風險的四大創新分別是迷信、技術、文化和社會結構。
三. 凱恩斯經濟學及其批判 / 許小年
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經濟大蕭條的失業現象，因此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誕生。
古典經濟學：市場上自然形成的均衡一定是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下不存在失業。市場的自調節機制是這樣的：
存在失業→勞動力供大於求→工資下降→勞動力供給減少→有助於減少失業&降低企業的成本和價格成本→利率降低→刺激投資→企業用人需求增加→供需缺口縮小→充分就業
但實證研究表明，利率的影響很弱。凱恩斯給出投資等於儲蓄的均衡條件：I（投資）=S（儲蓄）。
古典經濟學：只要I=S，一定是充分就業。
凱恩斯經濟學：不對，即便I=S，失業依然可能存在。（在古典經濟學中，I和S由利率調節。）
所以兩個學派發生了分歧。
凱恩斯提出，投資由企業家的預期決定，利率調節作用的缺失使充分就業成為小概率事件，利率對投資幾乎沒有影響，這個“自調節機制”失靈了！即使產品市場上I=S達到均衡，勞動力市場上依然存在失業。後來凱恩斯主義走得更遠——即使有失業，工資未必下調（工資剛性：工資確定之後不易變動的特性）。
凱恩斯經濟學 ：當企業對未來感到悲觀，投資過低→產出過低→失業，工資剛性的存在和利率的弱影響使得失業沒法由市場機制自動消除。結論就是政府幹預——對於這種市場自發的經濟波動，政府要調控以穩定經濟，把投資調節到能實現充分就業的水平上去，這是凱恩斯理論最重要的政策含義。
古典經濟學認為政府應該在市場之外，斯密給出的政府職能主要是界定和保護產權、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
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幹預經濟的成本是自我支付的。這要涉及到乘數的概念（新增GDP與新增財政收入之比）。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沒有成本的，刺激經濟→GDP提高→稅基增大，甚至稅收可以彌補全部的支出。這也就是財政開支帶動民間開支。
比如政府花500億買高鐵機車，製造商花200億買鋼材，100億買礦石，開支鏈越來越長，需求總量遠大於政府最初的500億。當乘數=1，財政政策的實質是財富的代際轉移——我們向子孫後代借錢花。乘數>1，財政政策才是有意義的。（不幸的是，世界各國財政政策的乘數都大致等於1。）總結起來，凱恩斯認為投資取決於企業預期，當民間對經濟前景感到悲觀，政府就要反週期而行，干預經濟，增加財政開支，提升GDP。
許小年指出，其實凱恩斯主義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經濟過熱就緊縮，增長放慢就刺激，只看病症不問病理，是“沒有周期理論的反週期政策”。
第二個錯誤：提倡政府幹預、卻沒有一個關於政府的理論，導致了理論體系的內在不一致性，集中體現在對財政政策的效果估計上。對於乘數的計算上，乘數=1/（1-MPC），MPC是邊際消費傾向。民間投資意願低迷才產生蕭條，開支意願不足，MPC應該是個比較小的數，設想為0.2乘數為1.25，可是在計算乘數時卻估計MPC是0.6-0.8，以此論證政策的有效性。這裡存在一個
邏輯矛盾。（這個問題我反應了半天！）凱恩斯經濟學被後人誤解頗多——
第一，用需求替代了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凱恩斯在著作中用的是“有效需求”，後人去掉了有效，只剩下需求。有效需求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收入支持的需求。經濟增速放慢不是因為需求不足，而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後是收入不足，增加有效需求的關鍵在供給方、在實體經濟中，而不在政府，不在貨幣和財政政策。
第二，宏觀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凱恩斯根本沒有談經濟增長，談的是如何使GDP儘可能接近潛在GDP。凱恩斯提出政策建議，目的不是促進經濟增長，而是維持經濟的穩定運行，也就是實際的GDP儘可能接近潛在GDP。凱恩斯主義的這個理論體系根本就沒有觸及經濟增長問題，而只是縮小GDP缺口。我們所說的經濟增長是潛在GDP的增長，這和宏觀政策沒有任何關係。單純依靠投資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增長只有通過創新與技術水平的提高來實現。也就是說，可持續增長與宏觀政策無關。 很多時候，人們把政府做的所有的事情都算作宏觀政策，其實宏觀政策的定義非常清晰，就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簡單點說，政府收多少稅，花多少錢，央行印多少鈔票。只有技術水平的提高，才能實現可持續增長。
圖片來源：《師說：人文經濟學》 P116
四. 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的通縮壓力 / 盧鋒
讀不懂，不想嗦話，改天約。(｡•ˇ‸ˇ•｡)
五. 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 / 林毅夫
2009年以後，學界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反思開始增多。當時的理論不能解釋出現的現象，不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結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相繼失敗，而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就是學習亞當斯密。這一部分回顧了大量歷史實踐經驗，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開始的時候，技術產業都在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之內，在技術升級、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有很多後發優勢，可以把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作為技術產業升級的來源，風險和成本比發達國家自主發明技術成本低多很多，所以技術升級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交通基礎設施與投資環境，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快速發展的道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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