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現在，我還是經常會把蘇軾的兩首詞弄混，一首是《江城子·密州出獵》，一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這兩首詞，同樣的詞牌，同樣的韻腳，同是熙寧八年創作於密州，所以儘管表達的情緒和氣氛截然不同，之於我而言，想不搞混也難。
熙寧八年，對於大宋王朝而言，是多事之秋。而這紛繁複雜的源頭，要從熙寧七年的一件奏疏說起。
熙寧七年，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上書宋神宗，說大宋內有天災人禍，民情洶洶，外有大遼環伺，步步緊逼，這內憂外患的狀況，都是因為執政大臣多行不義所造成。矛頭直指力主變革的王安石。鄭俠還把民間百姓的慘狀畫成一幅《流民圖》呈給宋神宗。宋神宗大為震動，很快下令暫停青苗、免役、保甲等十八項法令。同年四月，王安石罷相，出任江寧府知府。
這份看似人微言輕的奏疏，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分水嶺。
熙寧八年正月，時事倒轉，鄭俠獲罪入獄，後被流放廣東英德一帶。是年二月，王安石罷相十個月後，再度回京復職。可惜的是，如今的宋神宗已經不是往日的宋神宗。宋神宗已近而立之年，對變法也逐漸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主張，不再對王安石言聽計從。重執相印的王安石想必幹得並不開心。翌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罷相。他從此退居金陵，潛心學問，不再過問政事。
其實，王安石不是大宋王朝唯一的改革派。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剛剛進士及第不久，就趕上了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韓琦聯合執政，歐陽修、蔡襄等人同為諫官，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條陳十事，革故鼎新。然而改革不到兩年時間便宣告失敗，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被貶，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廢止。
同為半途夭折的變法，相比對王安石變法的褒貶不一，後人對慶曆新政多數持肯定態度。這其中有很多客觀因素，而蘇軾絕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說到蘇軾的敵人，王安石是個不能迴避卻又不好評價的人。歐陽修之後，蘇王兩人同執大宋文壇牛耳，卻又分屬兩個不同的政治營壘，彼此欣賞卻又各抱成見，恩怨糾纏不清。因為王安石的存在，蘇軾仕途屢屢受挫，“烏臺詩案”後，王安石卻又聲援過蘇軾。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消極態度以及刺諷變法的詩詞，因其巨大的影響力和聲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世對王安石變法的風評。
因不滿王安石變法，蘇軾自請出京任職。他遠離大宋王朝的政治中心，輾轉各地為官，頗有政聲。熙寧七年十二月，蘇軾轉任密州太守。熙寧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任不到兩個月時間，他忽然思念起亡妻王弗，作了悼亡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說起來，蘇軾的結髮之妻王弗過世已有十年了。王弗16歲就嫁給了蘇軾，與他攜手共渡十一載春秋，死時年方27歲。王弗過世三年後，蘇軾續絃，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閏之正是王弗的堂妹。蘇軾有詞作《西江月》雲：“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典故出自《莊子·齊物論》：“且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蘇軾儘管有極深的莊子情結，夢裡夢外，終究不能做到鼓盆而歌。
這一年冬天，蘇軾又創作了詞史公認的第一首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蘇軾對這首詞作頗為得意，在給友人的信中如此寫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有宋一代，邊患不絕，大遼、西夏、女真屢屢犯邊。而邊境少數民族組成的蕃兵，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和牛羊，每遇外敵便奮力拼殺，是抵禦外敵的強大軍事力量。熙寧八年十一月，宋神宗對蕃兵體系進行改革，下令按“九選五、六選四、五選三、三選二、二選一”的原則組織陝西邊境地區的蕃兵。蘇軾的這首詞，未必不是因宋神宗頒佈的法令有感而作。
對了，蘇軾在密州的第三個年頭，也就是熙寧九年中秋，他通宵暢飲，喝得醉醺醺的，又作了一首詞，名字叫做《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被公認為中秋詞中的千古絕唱。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毫不客氣地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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