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现在，我还是经常会把苏轼的两首词弄混，一首是《江城子·密州出猎》，一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这两首词，同样的词牌，同样的韵脚，同是熙宁八年创作于密州，所以尽管表达的情绪和气氛截然不同，之于我而言，想不搞混也难。
熙宁八年，对于大宋王朝而言，是多事之秋。而这纷繁复杂的源头，要从熙宁七年的一件奏疏说起。
熙宁七年，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说大宋内有天灾人祸，民情汹汹，外有大辽环伺，步步紧逼，这内忧外患的状况，都是因为执政大臣多行不义所造成。矛头直指力主变革的王安石。郑侠还把民间百姓的惨状画成一幅《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宋神宗大为震动，很快下令暂停青苗、免役、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同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任江宁府知府。
这份看似人微言轻的奏疏，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分水岭。
熙宁八年正月，时事倒转，郑侠获罪入狱，后被流放广东英德一带。是年二月，王安石罢相十个月后，再度回京复职。可惜的是，如今的宋神宗已经不是往日的宋神宗。宋神宗已近而立之年，对变法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主张，不再对王安石言听计从。重执相印的王安石想必干得并不开心。翌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罢相。他从此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再过问政事。
其实，王安石不是大宋王朝唯一的改革派。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刚刚进士及第不久，就赶上了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联合执政，欧阳修、蔡襄等人同为谏官，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条陈十事，革故鼎新。然而改革不到两年时间便宣告失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废止。
同为半途夭折的变法，相比对王安石变法的褒贬不一，后人对庆历新政多数持肯定态度。这其中有很多客观因素，而苏轼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说到苏轼的敌人，王安石是个不能回避却又不好评价的人。欧阳修之后，苏王两人同执大宋文坛牛耳，却又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彼此欣赏却又各抱成见，恩怨纠缠不清。因为王安石的存在，苏轼仕途屡屡受挫，“乌台诗案”后，王安石却又声援过苏轼。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消极态度以及刺讽变法的诗词，因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风评。
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苏轼自请出京任职。他远离大宋王朝的政治中心，辗转各地为官，颇有政声。熙宁七年十二月，苏轼转任密州太守。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任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忽然思念起亡妻王弗，作了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说起来，苏轼的结发之妻王弗过世已有十年了。王弗16岁就嫁给了苏轼，与他携手共渡十一载春秋，死时年方27岁。王弗过世三年后，苏轼续弦，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正是王弗的堂妹。苏轼有词作《西江月》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典故出自《庄子·齐物论》：“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苏轼尽管有极深的庄子情结，梦里梦外，终究不能做到鼓盆而歌。
这一年冬天，苏轼又创作了词史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对这首词作颇为得意，在给友人的信中如此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有宋一代，边患不绝，大辽、西夏、女真屡屡犯边。而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蕃兵，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牛羊，每遇外敌便奋力拼杀，是抵御外敌的强大军事力量。熙宁八年十一月，宋神宗对蕃兵体系进行改革，下令按“九选五、六选四、五选三、三选二、二选一”的原则组织陕西边境地区的蕃兵。苏轼的这首词，未必不是因宋神宗颁布的法令有感而作。
对了，苏轼在密州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熙宁九年中秋，他通宵畅饮，喝得醉醺醺的，又作了一首词，名字叫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公认为中秋词中的千古绝唱。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毫不客气地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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