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薩孟武先生在其《水滸與中國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是兄弟政治（同姓宗室把持權力，“封建諸侯，以藩屏周”）、舅爺政治（包括亞形態姑爺政治，即外戚勢力擅權）與馬弁政治（宦官專政主持朝綱，“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這三種基本形態的交替嬗遞、循環往復（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電影《無間道Ⅲ》中主題歌的一句歌詞：“從終點又回到原點”，藝術與政治相通），然而非常不幸的是，這三種政治形態最終都是弊端叢生，“一蟹不如一蟹”，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只見其輪迴，不見其進步。就象元曲《高祖還鄉》中所唱的那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證諸於史實，薩孟武先生之所見誠為不刊之論。
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血緣紐帶的長期存在並影響於政治，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最原生形態必定是“兄弟政治”。因此，“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同姓諸侯，人數多達數十人乃至百餘人，“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武王既崩，成王年幼，此時出來攝政的，乃是周公。可見西周統治者是希望通過推行“兄弟政治”，來鞏固“小邦周”對“大邦殷”驟然取得的軍事勝利，維持統治機器的正常運轉，所謂“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詩經·大雅·板》）。
然而，動機雖然很好，但是在具體運作中，其效果卻不佳，最初跳將出來反抗周室的，竟然是成王的親叔叔，周公旦的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一夥，他們先是散佈“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類政治流言，盅惑人心，攪亂朝廷，接著又策動紂王之子武庚舉起叛幟，彼此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向中央朝廷亮出刀槍，殺氣騰騰，要把原有的政治格局徹底砸爛，重新洗牌，專擅天下。鬧得周公不得已說服召公，發佈《大誥》，“內弭父兄，外撫諸侯”(《逸周書·作雒篇》)。親自掛帥，率師東征，“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悅之。”(《孟子·滕文公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叛亂給鎮壓下去，史稱“管蔡之亂”或“三監之亂”。“兄弟政治”從一開始便亮起了紅燈，其前途當然不容樂觀。
儘管如此，“兄弟政治”作為最主要的政治形態，在西周之後仍是代有承繼。漢高祖劉邦千辛萬苦從西楚霸王項羽手中奪得天下之後，有鑑秦王朝推行郡縣，廢除分封導致二世孤立而亡的教訓，在翦除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諸侯之後，全面推行郡國並行制度，分封同姓為王者九國；弟劉交為楚王，子劉肥為齊王，從父兄劉賈為荊王，子劉長為淮南王，子劉建為燕王，子劉如意為趙王，子劉恢為梁王，子劉友為淮陽王，子劉恆為代王，並明確制度：“殺白馬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同樣是把天下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產業，“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不折不扣的“兄弟政治”。
然而到了後來，兄弟們間不能彼此相安，同床異夢，爾虞我詐，做天子的隨時算計整肅自己的叔伯兄弟；做諸侯的也相繼盤算著黃袍加身的美事，在暗地策劃動亂，密謀造反，於是最終釀成了血風腥雨的“吳楚七國之亂”以及稍後的“淮南王叛亂未遂事件”，“兄弟政治”再一次宣告破產。
其他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如晉武帝司馬炎從曹魏子孫手裡奪得政權，建立晉朝，為了穩固統治，曾大規模封建諸侯，這當然也屬於典型的“兄弟政治”，可是其最終的結果竟是“八王之亂”，趙王、河間王、成都王、楚王、汝南王、齊王、長沙王、東海王等八王先後拔刀亮相，一個比一個兇狠，生死相搏，狂野廝殺，結果導致少數民族貴族武裝大規模內侵，晉懷帝、晉愍帝一個個先後羊入虎口，不得善終，西晉朝廷遂告覆亡。
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諸侯，以為這是中外相維的良策，穩定天下的妙方，可是殊未料當其駕崩之後，屍骨未寒，燕王朱棣便藉口所謂的“清君側”，興兵作亂，舉兵犯闕，一舉推翻了朱元璋生前欽定的接班人建文帝的統治，將建文帝的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人象宰雞屠羊似的殺得乾乾淨淨，並用一出慘絕人寰的“誅十族”悲劇，把方孝儒全家送上血腥的歷史祭壇，史稱“靖難之役”。這些事例充分表明，把政權委託給叔伯兄弟子侄，往往會事與願違，兵動宮闈之間，禍起蕭牆之內，“兄弟政治”破綻百出，難以為繼。
“兄弟政治”既然行不通，隨之而來便是外戚擅權，實施所謂的“舅爺政治”。即如薩孟武先生所言，“此後少主即位，已經不學武王那樣，使兄弟攝政，而學漢高祖那樣，使太太攝政。在婦人攝政之下，用人以什麼做標準呢？婦女雖然出嫁從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來，總不及孃家的人親密，因此之故，婦人攝政，常常引用外戚，呂后王諸呂，就是一個證據。這個時候，夫家兄弟當然失去權勢，反之，孃家兄弟則可大出風頭，所以當時政治可以叫做舅爺政治。”（《水滸與中國社會·由宋江的家族關係說明中國古代的政治》）
然而，“舅爺政治”較之於“兄弟政治”根本沒有優點可言，它同樣對君主的地位構成威脅，經常誘發政治上的動亂。西漢初年諸呂作亂，幾乎顛覆劉氏江山；西漢末年王莽篡漢，新朝粉墨登場，都說明“舅爺政治”之極端不可靠。其弊端在後世更是愈益明顯，輕則操弄國權，肆意忘為，導致內外離心，政局動盪，如東漢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又如東漢閻顯兄弟憑藉閻皇后之力，“為卿校，典禁兵”而干預朝政。重則篡奪江山，自立為帝，使政權易主，社稷改姓。這類史實，各代皆有，不絕如縷。例如王敦尚武帝之女襄城公主，桓溫尚明帝之女南康公主，專任閫外，手執雄兵，威勢既振，便有犯闕之意，這屬於駙馬（姑爺）作亂的典型；又如王恭乃孝武帝后之兄，東晉庾亮、庾冰、庾楷均是明帝皇后庾氏之兄弟或子侄，也皆在羽翼豐滿之後滋生不臣之心，這屬於外舅作亂的榜樣。
再如桓玄為桓溫之子，即晉之外甥，兵馬既盛，就忍不住露出猙獰嘴臉，窺覬非望，篡竊天位，則表明外甥也不足為恃了。至於楊堅以北周皇帝岳丈身份，從宇文氏手中奪得皇位，建立隋王朝，那更加是典型意義上的外戚篡權了。
由此可見，內外親戚一旦有了大權，無不反戈相向，釜底抽薪，這讓做皇帝的如何能夠食甘味，寢安穩！“舅爺政治”的危險性、黑暗性同樣不比“兄弟政治”稍減幾分，它的維繫當然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的，所謂“貪孩童以及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湮滅連踵，傾輈繼路。”（《後漢書·皇后紀》）其實這也是人性的普遍特點。因為，榮華富貴，始終是世人競相追逐的目標，功名利祿，永遠是世人朝思暮想的期盼，在這種巨大的誘惑面前，人總是很難把持住自己，於是忘恩負義，落井下石有之，患得患失，自尋煩惱亦有之，只要有利可圖，哪裡還能顧得什麼親情，什麼道義！
小皇帝隨著年齡的增大，自然不滿意舅爺們驕橫跋扈，大包大攬，他痛心於寄人籬下，苦惱於芒刺在背，所以總想設法改變這樣的格局，收回法定的權力，從而“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可是，他“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勢單力薄，無有奧援，何能相抗已經氣焰正熾，尾大不掉的外戚勢力。既然他無法突出重圍和相隔甚遠的外臣相謀，那麼他也只能把身邊朝夕相處的宦官引為腹心，同他們策劃與暗室，伺機於可乘。一旦討平外戚，扭轉乾坤，皇帝論功行賞，宦官當然得勢，遂有機會跳到前臺干預朝政，“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後漢書·宦者列傳》）於是乎，“舅爺政治”又一變而為“馬弁政治”了。
由宦官主導的“馬弁政治”，則是傳統政治形態中最惡劣、最下流、最糟糕的一種類型。其禍患之嚴重，較之於“兄弟政治”與“舅爺政治”均有過之而無不及。宦官（明清時期則稱“太監”）是刑餘之人，生理上的殘缺使得他們往往出現心理上的變態。(象司馬遷那樣的受了宮刑還能保持基本正常的心理狀態，發憤寫書，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業的，屬於鳳毛麟角，沒有普遍性)。加上他們自幼淨身入宮，通常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對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倫理多有感冒，對道家所主張的曠達人生態度更是無法認同，他們有的只是變態的報復社會心理，仇恨一切正常、美好的事物。
一朝大權在手，這種壓抑著的仇視社會情緒就會最充分的渲洩出來，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同時也給統治秩序的有序維持帶來災難性的衝擊：“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拘害明賢，專樹黨類。”（《後漢書·宦者列傳》）
事實也正是如此，東漢桓、靈之際政治的腐朽黑暗，唐代順宗、文宗幾位天子的悲慘下場，宋代童貫等人作威作福紊亂朝綱，明代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專權所造成的惡劣後果，均是“馬弁政治”可惡醜陋的具體象徵。
正因為“馬弁政治”是最黑暗的政治，因此，它對君主地位、權力所構成的實質性危害也最為嚴重。換言之，“馬弁政治”是傳統政治中的最後紅燈，到它出現的時候，就意味著“統治者已不能照常統治下去了，而被統治者也不能再容忍照常的被統治了。”於是，大動亂爆發，亂得七葷八素，亂得不能再亂之後，自然會有“聖明天子”降臨，由他“奉天承運”，出來收拾殘局，使天底下芸芸眾生能夠擺脫“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亂世”，而進入“可以暫時做穩奴隸”的“治世”(魯迅語)。政治形態又開始轉入到“兄弟政治”，三種傳統政治形態的新的一次“輪迴”遂重新啟動，這就是所謂的“由終點回到原點”。典型的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運行律！
閱讀更多 幹部早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