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垣、东门位置考
初平元年（190），把持朝政的李傕、郭汜诏以当世名士、宗室刘表为荆州刺史，旋改州牧。刘表藉蔡瑁、蒯越等当地大族支持[17]，直将州治从江陵北迁襄阳，传檄而定荆州八郡，襄阳始得从南郡之边鄙小邑一跃成为大荆州首府（襄阳县附廓）[18]，襄阳成为州郡道府治所盖始于此，遂成恒制。
刘表治理荆州时，饱受战火摧残的北方“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19]，“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20]，刘表对他们都给予了较好安置。襄阳军政、文化、教育等事务陡增，狭小的襄阳县治一定远不敷用，势必要建造新的州城。
司马彪《战略》等文献载刘表初始入驻襄阳县城，死后葬在州城东门外。《水经注》载[21]：“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建安十三年（208），刘备仓惶南遁时还匆匆拜谒过刘表墓，并于墓旁向城内时已上表迎降曹操的刘琮喊话[22]，可证州城确为刘表新建。1994年在襄阳城内东街发掘一座汉末至三国初期的砖室大墓，经考证正是刘表墓。[23]。墓近南北向,位于街中段南侧，墓圹自街沿南约20米处开始往南延伸17.8米，当年的封土或压到了现在的东街南侧人行道旁，墓圹深3米左右。
刘表经营荆州近二十年，拥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刘镇南碑》对其显赫地位有过描述[24]。生前“多行僭伪……拟斥乘舆”[25]，藉大荆州之富裕，刘表所营坟茔至北魏时“犹高显整顿”。这座墓圹主要依靠地面高大的封土覆盖，坟茔坐北朝南，巍然坐落在襄阳城东门外约300米的大路北侧，墓冢、神道及地面建筑占地长度当在百米左右。
汉末，襄阳岘山南至宜城间有二千石以上官吏数十人，号称冠盖里，至今襄阳到宜城大道两侧仍保存有许多汉晋时大冢。高大者，如宜城朱市镇之黄连冢封土直径仍有60米许，观星冢的二层台边长更在百米左右[26]。据此不难推定墓西约350米[27]的州城东垣当在今襄阳城内纵轴线的南、北大街上，可进一步推定东城门约在今襄阳城十字街南百米左右的南大街西侧。
1998年，在该大墓东约300余米发掘出7座排列密集的中小型土坑砖室墓[28]，葬于3米左右扰乱层下的淤沙中，扰乱层内残存有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房基、灰坑等遗迹遗物，时代为汉末至晋初，与刘表墓或有一定关系。其东北发现1座宋墓[29]，知这一带为当时的城外坟地。
（二）西北角位置考
东晋太元四年（379），梁州刺史（治襄阳）朱序母韩夫人在城西北角临时增筑的一段城垣，在抗击前秦苻丕的进攻中起了关键抵御作用，时人将这段城垣称为夫人城以示纪念[30]。夫人城从此一直是襄阳城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以此无疑能够锁定东晋襄阳城西北角的地理位置。曾摄襄阳尉多年的李俊民于《庄靖集》
中写道[31]：“夫人城，今在襄阳西北一里……襄阳号曰‘夫人城’。”曾同判襄州的安陆人宋庠看到其时的夫人城“丛祠遗基，岿然尚在，荆
楚岁时乡人祀焉”[32]。地面既然有岿然耸立的纪念性建筑，《庄靖集》的记载自可凭信，何况这一祠庙建筑直到明后期依然健在[33]。证实六朝襄阳城西北角在宋明襄阳城西北1～2里、今城西老龙堤巷附近，与檀溪水在城西里余北流入汉的郦氏记载相合。
如此可以大致确定六朝时襄阳城东垣在今襄阳城南北大街，西城垣在老龙巷附近，东西长约两里。参之地形地貌，城应为方形，由上考之东城门位置向南北各延伸一里大抵是城的南北垣所在。
六朝州（郡）城定制失载，考古发表过的数据资料甚少。秦汉南郡治所郢城为方形，面积两平方公里。孙吴作过都城、南朝为武昌州（郡）治的鄂州城平面长方形，东西1100米，南北500米[34]，襄阳城较之略大。
汉襄阳县故城与六朝襄阳郡城间隙地甚多，骄狂无知的南齐雍州刺史张敬儿在城西大起宅第，规模与州城相埒[35]。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时阴谋夺取南齐政权，秘密于城西大盖兵营，招募武猛，存储大量战备物资，进行战争准备。《武帝本纪》载[36]：“于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于是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其时，襄阳县故城西垒仍在使用[37]：“（永元）三年二月戊申，高祖发襄阳，留弟伟守襄阳城，总州府事，弟憺守垒城，府司马庄丘黒守樊城。”垒城又称西城[38]，仍担负着襄阳要津与重镇角色，于此北向直航汉江，东向连通东津。可进一步确立郦氏汉襄阳城在襄水之阳、前身为北津戍的记载不虚。其时城北垣与汉水相距里许，其间有参天大树[39]。
（三）东移北挪与郡县故城舍弃时间试析
唐以后文献皆言，唐宋元时襄阳东城门在刘表墓东侧[40]，表明南朝末至唐中期以前襄阳城东挪了约400米，新城沿用了旧城之半，即原东城区变为了新城西城区，东门外200步的刘表墓被圈入城里。若此推测不误，扒去的原东城垣正好填平垣外的城濠，成为新城的南北大街，极大地减少了工程量，利于旧城向新城过渡。
襄阳城这次挪移发生在北魏后期至唐初百余年间。梁太清二年（548），岳阳王萧詧以襄阳降附西魏，与西魏联军攻克江陵，被西魏仅以江陵一郡之地强立为后梁傀儡皇帝，襄阳被西魏升格为辖有六郡的大州，设总管府，为统一南朝和监控西梁的需要，西魏有可能对襄阳城进行过扩建和挪移。不过，我们认为襄阳城东移北挪于唐初的可能性最大，城内堆积层主要为唐宋以后文化遗存为最有力支撑[41]，城外地理环境也在此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元和年间（806～820）地理环境的《元和郡县志》载其时檀溪与檀溪湖业已干涸[42]，两座发掘于檀溪中心淤沙中的豪华宋墓是其早已干涸的凿证[43]。洪水携带淤沙的堆积使城西地势不断堆高，唐中期以后檀溪水再也流不进汉江，作襄阳城西濠、供水、漕运、津渡等功能逐渐丧失殆尽，襄阳城不得不东迁北挪到原本就为高地并不断淤高的汉江边[44]，并于新城中兴筑中城。《元和郡县志》接着称“州理中城，在县东边”。特别指出州署在县衙东，传递的信息或许是州署迁至了新扩的东城，而县治仍在原址，此中城或是《舆地纪胜》所录《樊公遗爱碑》《唐闻喜亭记》所立之子城[45]。
唐神龙元年（705）七月，张柬之出任襄州刺史，“会汉水涨，啮城郭，柬之因垒为堤，以遏湍怒，阖境赖之。”[46]面对自西北汹汹而来啮侵蚀城廓的洪水，柬之将故垒变成防护襄阳城的捍洪大堤。柬之出任襄州刺史时已81岁高龄，第二年六月被贬为新州司马，接着忧愤而死，其修建防洪大堤的时间应在到任不久的洪水期，显系仓促的临时应急之举，只有利用原来的郡县故城垣方能如此迅速建成。襄阳县故垒和唐以前的郡城西垣必定是建在地势相对高处，加之城垣高大，城西大堤才会如此坚固。只有旧城失去使用价值被迁空或废弃，柬之才能将郡县故垒变成防护襄阳城的防洪大堤，由此不难得出六朝襄阳城此前业已向东挪移的结论。胡曾《咏檀溪诗》“三月襄阳绿草齐，王孙相引到檀溪。的卢何处埋龙骨，流水依前绕大堤”。[47]其时诗人在檀溪没有看到襄阳郡城与襄阳县故垒，看到的是檀溪水久已直接绕行于城外的护城防洪大堤外，进一步证实襄阳城迁移于此期间。说明故垒已于此前废弃，这应与大城扩充东挪、旧城腾弃、檀溪干涸密切相关。
注释：
[17]参见《校补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第12～14页；《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第2399页。
[18]《资治通鉴》主初平元年荆州治所迁襄阳（卷五十九《孝献皇帝·初平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1914页）；《读史方舆纪要》认为初平元年在宜城（卷七十九，中华书局，2005年，第3697页）。按，刘表初平元年入宜城，说降襄阳陈生、张虎后即理兵襄阳，荆州治所随刘表移动，以《通鉴》说为是。
[19]《三国志》卷二十一《卫凱传》，第610页。
[20]《后汉书》卷一百零四下《刘表传》，第2421页。
[21]《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第2373页。
[22]《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及注引《典略》，第877～878页。
[23]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城内三国时期的多室墓清理报告》，《江汉考古》，1995年第3期；叶植：《刘表墓补正》，《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
[24]参见蔡邕《刘镇南碑》，《蔡中郎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3册，第218～219页。
[25]《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第2269页。
[26]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普查史迹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659～673页。
[27]北魏尺长30.9厘米，南朝尺长仅25厘米，二者相差很大，来源于习凿齿、盛弘之等人著述的郦氏数据不知是否有过换算，故郦氏两百步当在300～370米之间。
[28]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城东街汉晋墓地发掘报告》，载《襄樊考古文集》（第一期），第268～298页。
[29]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30]《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3页。
[31][金]李俊民著，吴广隆、马甫平主编：《庄靖集》卷六《夫人城》前自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32][宋]宋庠著：《元宪集》卷一《夫人城赋并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
[33]万历《襄阳府志》卷三十《古迹》“夫人城”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1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407页。
[34]《湖北省古城址》，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35]《南史》卷四十五《张敬儿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138页。
[36]《梁书》卷一《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4页，并见《吕僧珍传》，卷十一，第212页。
[37]《梁书》卷一《武帝本纪》，第5、6页。
[38]《周书》卷四十八《肖詧传》，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第857页。
[39]《北齐书》卷三十二《陆法和传》，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429页。
[40]参见《刘表墓补正》。
[41]王先福、范文强：《襄阳城内遗址发掘报告》，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第152～197页。
[42]《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檀溪”条，第529页。
[43]王先福等：《湖北襄阳檀溪宋代壁画墓》，《文物》2015年02期；杨力：《襄樊曾家巷宋墓清理简报》，《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第440～467页。
[44]上世纪末在襄阳城内荆州街地表下3米发现西周时期遗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西北部许指挥巷地表下3米发现战国时期遗址（《襄阳城内遗址发掘报告》，载《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第152～197页。
[4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中华书局，1992年，第2677页。
[46]《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张柬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323页。
[47]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胡曾》，中华书局，1999年，第十册，第7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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