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主和派“多如牛毛,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岳飞和赵构矛盾的根因又在哪里呢?

岳飞,赵构,还有秦桧这三个人的历史公案,从古至今,通过正史,评书,演义,影视娱乐等各种手段,使得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这段公案在古代封建王权时期是一个铁案,因为宣传精忠报国的价值观,在政治上的风险总是好过于宣传屈膝投降。然而,时间走到了今天。很多的居心叵测的读书人为了名利,不惜一切代价搏出位,吸引眼球,搞了很多历史歪批和历史翻案的风潮出来。其中,也不乏很多文化名人参与其中。在很多所谓读书人搅浑水的情况下,至少看起来,岳飞这件事还无法完全定案。甚至岳飞这个人,也还无法完全定性。


南宋的”主和派“多如牛毛,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中国的文人最擅长清谈,往往会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你跟他们较真你就输了。他们会穷尽他们所能,把一个很明显的实际问题,巧妙地转化成立场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然后运用自己生平所学,挖掘大量故纸堆里面的连篇累牍的文字,让一个务实的你,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同他们进行专业性的论战。最后,文人们再运用偷换概念或者以偏概全的诡辩之术,在这个他们最擅长的领域将你搞的无话可说。将你搞的无话可说也就算了,他还能够站在辩论胜者的立场上俯视众生,用荒唐的结论,去影响更多更广泛的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文人的清谈放在好死不死的魏晋六朝,是一种风度。但文人的清谈放在明末,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场国家悲剧。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一个个士大夫都立场坚定,口水横飞,似乎人人都可以为国慷慨赴死。私下里,广置田产,结党营私,完全丧失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亡,实亡于东林,这句话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会陷入和黑心文人们的诡辩之中,我们用最简单的分析,来重新审视这段公案。

首先来看,岳飞和秦桧的问题,实际上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问题。

搞政治的人都会有政见之分,如果搞政治没有立场,会死的很快。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唐高宗一朝的“废王立武”的废后问题,以长孙无忌和许敬宗为代表,居然能够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前朝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体面的文化人,为了新政实施问题不惜撕破脸,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互相倾轧。而宋高宗时代,当时的宋金两国连年交兵,因此在大宋政治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站队“主战”或者“主和”。当然,随风倒的骑墙派不能说没有,但是和稀泥本身也是一种境界,因为政客除了有务虚的立场之外还得有务实的施政,只要是施政就必然体现自己的施政色彩与施政立场。作为一个合格的政客,天天和稀泥也能安然度过各种政治风波和危机的,确实属于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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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比较主战与主和。普通围观群众一个最自然的选择就是选择主战,因为在宋金世仇的情况下,来自于民间或者朝堂的左派呼声是最高的。选择主战不用有心理负担,但是如果选择主和则必须要付出很高的道德和良心风险。换句话讲,喊出主战的,几乎闭着眼睛喊,都不用担心立场错误;但喊出主和两个字,则必须有对时局更加透彻的分析,还要有勇于承担压力的勇气。跟川普所憎恶的美国“政治正确”一样,这就是中国古代版本的“政治正确”。比如明末,崇祯皇帝时期就是左派当道,别说讲出和谈两个字,甚至提议迁都南京的,都要把心提到嗓子眼。因此,在当时两宋之交的局势下,勇于喊出“主和”这两个字的大臣们,他们所承受的舆论压力,理论上要远高于李纲,宗泽这些主战派。

然而一件咄咄怪事就是,宋高宗时代的主和派却大行其道。前有汪伯彦,黄潜善,后有秦桧,张俊,主和派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是朝堂上号召力比较大的一群人。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当时的皇帝赵构才是最大的主和派。有皇帝坐镇后方,冲锋在前的大臣们是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的。比如职场上一个部门中,领导不方便说的话,可以通过下属们的嘴说出来;领导不方便做的事,也可以通过下属们的手做出来。甚至对于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而言,还可以帮助领导玩角色扮演。比如《水浒传》中,宋江最忠心的小弟李逵,就可以公开反对招安,并且带头喊:“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之后宋江再枪打头鸟,两人配合上演一场“辕门斩子”的好戏。既然宋江连自己的嫡系李逵都可以杀(当然不会真杀),这样的剧本一经上演,梁山上的其他英雄,就是傻子也都不敢再跳脚了。


南宋的”主和派“多如牛毛,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那么我们分析到这里,就绕开秦桧的个人问题,他的个人私德是好是坏,跟我们的结论没关系。作为职场上面政见相反的两个人,岳飞和秦桧各占各的立场,本身就没毛病。所以,问题还是横亘在岳飞和赵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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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文是一本书的其中一个小节,整本书的名字叫做《魔方中国史》。欲知上下文,请关注“唐岛渔夫”头条号。更多最新内容,请关注天涯煮酒论史版块的原帖——“打乱顺序重读中国历史”,原贴已更新三十五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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