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董迎春《走向反諷敘事——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符號學研究》
胡冬晴月
書籍簡介
出版社：蘇州大學出版社
ISBN：978-7-5672-0388-4
壹
談到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人們總會感嘆其文本中或優美、或隱晦、或崇高的意象，也會為其中浪漫的、悲劇的、喜劇的、諷刺的情節所折服。在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浪潮中，誕生了不少的詩人，他們寫出了包含無數能夠激發社會想象、慾望、恐懼與抵抗的符號的詩歌，引人共鳴。在80年代，詩歌作為文化的重要形式，推動著同期文化的發展，也為90年代甚至當代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借鑑意義。
縱觀80年代的詩潮，足以看出，80年代是一個充斥著理想與激情的時代，也是各種文化意識形態碰撞激烈的時代。這一時期，對中國詩歌來說意義非凡。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帶來了詩歌創作的轉型；另一方面，詩人們在創作中使用的意象、傳達的思想具有多樣性和代表性，可以作為一個世紀的縮影，給人以研究價值。本書所探討的詩歌語言正是80年代最重要的部分，作者將這一時期的詩歌納入到符號學視野進行考察，從而為這一時段的詩歌史建立了新的理論。
貳
本書分為“導論”、“80年代思潮命名：思潮論”、“石頭的轉義：語言論（上）”、“80年代詩歌‘走向反諷’：語言論（下）”、“80年代詩歌解構與建構：文學史論”以及“結語：反諷之後”等六個部分。
在“導論”中，作者深受符號學的結構主義思潮的啟發，將中國1980年代的詩歌運行與發展納入到符號學的視野，通過研究1980年代的詩歌話語，探究其“類型化的傳達方式”。據此，作者將20世紀80年代詩歌視為一個文學場，而這個文學場“由不同的社會文本、文學文本等符號組成”。在對這個問題展開研究時，董迎春以海登·懷特的轉義理論為學理基礎，深入揭示了這一時段詩歌運行的內在動力和基本特徵。
在第一章“80年代思潮命名：思潮論”中，作者談及了80年代詩歌話語的形成及背後滲透的意義，挖掘命名背後滲透的文化動機與意識形態。在這一章中，作者首先確定了文學史的詩歌1980年代範圍，進而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對象——“朦朧詩”、“第三代詩人”、“女性詩歌”和“大詩寫作”等詩人和詩歌形態。他以此從詩歌的命名問題上探討其精神向度、美學特徵、文化立場和詩歌觀念，進而揭示出這些詩人、詩歌的話語形成機制。如果說朦朧詩是對1949年以來詩壇上盛行的頌歌與戰歌的反叛，那麼第三代詩人所代表的口語詩的出現則是對朦朧詩的英雄化和崇高化的叛逆。而且，第三代詩人在文化消費時代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作用下，出現瞭解構的傾向。
在第二章“石頭的轉義：語言論（上）”中，作者將論述的重點放在1980年代詩歌話語的形態特徵與美學意義方面。他根據符號學轉義理論將80年代的詩歌分為“表現式隱喻”、“還原式轉喻”、“綜合式提喻”和“反諷”四類，並分別以北島、于堅、西川和伊沙四位詩人作為代表，討論隱藏在其背後不同的意識形態意蘊——“無政府主義”、“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虛無主義”，從而將這四人所代表的詩歌創作歸結為“政治型寫作”、“大眾化消費型寫作”、“綜合的思想型寫作”和“批判型寫作”。
在第三章“80年代詩歌‘走向反諷’：語言論《下》”中，作者將“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的詩學理論，進一步上升到了“形式論”、“機械論”、“有機論”和“語境論”的層面來進行分析。例如，“朦朧詩”的隱喻寫作通過意象意義來完成，對於詩歌的形式美有著重要的影響；“口語寫作”中的零度抒情與敘事，則是一種以轉喻話語為特徵的“機械論”寫作方法；以詩人柏樺為代表的後朦朧詩人，在豐富了詩歌的審美性和文學性的同時，清醒而充滿智慧地踐行著綜合型與思想性的詩意追求和寫作倫理。
通過前三章對於詩歌浪潮和詩歌問題的探討，在第四章“80年代詩歌解構與建構：文學史論”中，作者提出了重寫詩歌史的問題。雖然早在80年代末就有學者就“重寫文學史”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但並未觸及文學問題的根源。作者認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最大的問題就是與政治的某種複雜的糾纏關係。重寫文學史的前提和趨勢，是要回到“審美自主”這一藝術本位的文化立場上來。比如關於朦朧詩的排列問題就有爭論，朦朧詩“秩序”的建構，引發了許多詩人、評論家的質疑，詩人們秉持“自己來操辦一切”的態度來建構文學史，這些現象都說明了當代詩歌寫作、當代詩歌史都需要被重新認知。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重寫文學史的方法，即在當下的文化立場中找到有效的詩歌話語。作者通過挖掘這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符號學意義，重寫了這一時期的詩歌史。
叄
這本書理論性強，但作者卻通過引用許多20世紀80年代著名詩人的詩歌將原本晦澀難懂的理論闡述的簡單明晰，每一個章節的開頭，都引用了一首詩歌。詩歌，原本應該是遠離政治性，迴歸文學性、審美性的美好事物，作者基於這種對詩歌的敬意，豐富並完善了當代詩歌史的建構，是一部集理論性與藝術性的佳作，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如今這個世界最可怕的不是物質、慾望的符號的輪番轟炸，而是在一個缺少批判理性的社會色調中人的內心的自我放逐，與其說這是一個符號化的時代，不如說這是思想漸於沉默的時代，作者在這本書中，通過詩意的書寫，讓讀者體驗到書寫建構的世界中的審美與道義對現世的克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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