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Michael C. Horowitz在美國《國外政策》雜誌上撰文，討論了目前主要國家開展人工智能競賽及其與軍事競爭的關係。
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即將來臨。然而，它不太可能以主流媒體所暗示的形式出現：即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對峙。這是因為人工智能不同於核武器和戰列艦等技術，這些技術過去一直是軍備競賽的主題。畢竟，AI是軟件而不是硬件。
因為AI是一種通用技術——更像是內燃機或電力，而不是武器——開發這種技術的競爭將是廣泛的，民用和軍用之間的界限將是模糊的。將不會出現專門的軍事AI競賽。相反地，隨著很多國家（有時是非國家行為者）不斷開發出新的算法或應用私營部門算法來幫助他們完成特定任務，將會出現許多AI競賽。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在北美，私營部門在2016年向人工智能投入了大約150億到23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美國政府同年花費在人工智能項目上的10倍以上。最大的份額來自於谷歌和微軟等公司，以及一些較小的私營公司，而非政府資助的國防研究。這與冷戰時期的情形剛好相反，當時政府的投資引導了私營部門的創新，併產生了GPS和互聯網等技術。
中國表示，它已擁有該領域20％以上的專利，並計劃到2030年建立價值達到1500億美元的人工智能部門。但儘管北京和華盛頓是這一領域的現任領導者，但他們並不是僅存的競爭對手。全世界有多個國家擁有先進的科技部門，如加拿大、法國和新加坡，也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或以其他國家取得的較低水平工作為基礎）。雖然這種擴散意味著更多的國家將在人工智能的規則制定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這也意味著將有更多的政府獲得自力更生的動力。
與開發僅具有軍事用途的隱形轟炸機不同，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既有軍事用途也有民用用途，這使得保持研究秘密，從而維持先發制人的優勢變得更加困難。人工智能的許多進展具有雙重用途，這一特徵使得研究人員有動力將技術公開並傳播給大眾。這意味著很多公司可以快速吸收市場領導者取得的進展——尤其是不需要大量計算硬件的低級別進展。
人工智能的大多數軍事應用與好萊塢電影中描繪的殺手機器人相去甚遠。例如，計算機運行的算法可以幫助軍隊做出更好的後勤規劃和操作，以削減勞動力成本，並改進監督方式，從而更好地設計招募活動、更有效地培訓人員。也可以考慮具有一系列應用的圖像識別算法——從商業領域的廣告定製到監控爭議領域等。由於幾個原因，開發此類應用程序的競爭將會非常激烈。有些發達國家擁有大量資金進行投資，但面臨著為武裝部隊招募和留住人才的挑戰。他們與一些不信任本國國民的專制政體一樣，將會有特別強烈的動機使人工智能為其軍隊所用，這種做法將使他們能夠在需要時進行人員的自動替換。
這種新的競爭格局將有利於澳大利亞、法國、日本和瑞典等具有中等實力的國家。這些國家在人工智能開發方面的競爭能力將超越目前使用的複雜軍事平臺，如精確制導導彈和核動力潛艇。世界各地的先進經濟體已經在努力幫助其私營公司開發人工智能。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數據，2017年加拿大承諾投資9400萬美元用於在未來五年內吸引和培養AI人才——每年的投資相當於加拿大2015年整個國防研發預算的10％左右。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已經批准在2020年之前投資18億美元發展人工智能，也增長了70％。
這些國家在商業和軍事AI方面的投資遠遠超過軍事研究和開發的原因是人工智能擁有巨大的經濟潛力。在某些情況下，商業性人工智能的能力可以促進國防部門的經濟投資效果。
只要空戰標準仍然是第五代戰鬥機，航空母艦仍然是投放海軍力量的關鍵，能夠製造尖端武器平臺的國家就不會太多。但是對人工智能而言，進入的壁壘較低，這意味著中等實力國家可以利用算法來加強他們的訓練和規劃，並最終增強他們的武器系統，也意味著AI可以為更多的國家提供更多的能力來與重量級對手競爭。
鑑於人工智能具有許多潛在的軍事用途，政策制定者們需要重新思考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概念及其對國際政治的意義。大多數嘗試對軍備進行控制的國家面臨的根本困境是：一項技術對軍隊的用處越大，就越難以對它進行有效的監管。畢竟，沒有任何軍備控制協議能夠有效地限制各國開發坦克、潛艇或戰鬥機。有效的協議一般只能對不太重要的、不能決定戰爭走向的武器做出使用限制，如地雷和致盲激光——或者很少使用的武器，如核武器等。
軍事歷史表明，那些與戰爭和贏得勝利最相關的人工智能應用也將是最難管控的，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興趣對其進行投資。擁有先進人工智能公司的國家將能夠利用這些業務為他們提供一些軍事能力，可以通過調整商業技術，也可以為有才能的研究人員提供財務激勵，使其能夠專注於人工智能的國防應用。在這些領域，競爭將會很激烈，因為有許多參與者可以開發類似的算法。
一些人工智能應用程序，例如複雜戰場的操作規劃算法或旨在協調成群飛機或艦船以攻擊敵方目標的算法，可能只對軍隊有吸引力（儘管也有包括消防在內的非軍事應用）。但即使有明確的軍事應用，人工智能也無法與核武器或生物武器甚至坦克等軍事支柱進行比較。人工智能本身並不是一種武器，正如沒有針對內燃機或電力的軍備控制制度一樣，很難想象出現一個有效的制度來遏制即將到來的AI軍備競賽。
因此，要減少相關的軍事風險，應該側重於考察人工智能的具體潛在用途，而不是廣泛的技術類別。例如，“特定常規武器公約（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側重於可能造成過度或不加區別傷害的武器系統。該條約正在日內瓦與世界各國就致命的自動化武器系統進行討論。然而，至關重要的是，不要讓殺手機器人的陰霾掩蓋人工智能可以為重塑軍隊提供更廣泛方式的事實，就像前幾個世紀的通用技術一樣。
快速的技術進步超越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對落後於其他國家的擔心，以及對可能範圍的不確定使得對AI進行有效調節的難度更大。此外，鑑於對人工智能的經濟投資有可能擴散到潛在的軍事應用中，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以外的許多國家可能不願意出臺監管措施來限制其發展更有效的防禦力量。
儘管如此，政府仍然可以對在軍隊內部和外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給出規範和實踐指導。制定AI的可靠性標準是一種可能，就像在其他領域設置國際標準的做法一樣，例如Wi-Fi。專注於人工智能安全是一個很有前途的方向，因為無論防禦團隊選擇採用何種形式的人工智能，它能夠幫助確保這些應用程序按預期工作。
很難對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戰爭的未來做出預測，因為這意味著需要對大部分仍然不成熟的技術進行評估。在短短几年內，這些技術很可能會發生變化。從現在開始的十年內，如果有人工智能對軍事應用的預測被證明與事實相去甚遠，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因為軍方未能設計出足夠強大和安全的算法，從而無法抵禦尖端對手對他們做出的欺騙和誤導。
儘管可能性不大，AI也有可能推動新興大國和小國走向國防創新的前沿，同時讓老的超級大國落後。目前華盛頓對美中人工智能競爭的關注遺漏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趨勢。與許多過去的主要大國一樣，美國可能會對採用人工智能採取過於謹慎的態度，因為它目前感到其常規軍事優勢是安全的。
這可能被證明是一種危險的自滿，特別是如果美國與其現有的許多盟友和夥伴之間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惡化。例如，面對不太可靠的美國，沉默的北約夥伴將更有動力投資於替代方案，比如更多地考察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在一個沒有明確超級大國領導的世界中增強其能力。
如果這些國家決定單獨行動，而中國和俄羅斯繼續投資其能力，以達到破壞美國軍事優勢的明確目標，且美國部分技術行業仍然不願與國防部合作，美國軍方有可能會發現自己處於75年來沒有面臨過的處境：在戰場上部署尖端技術時需要奮力追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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