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军队武器有几大来源:1、缴获日军 2、缴获伪军 3与国军摩擦所得 4国府友军接济补给 5收集国军散失武器(含民间枪支) 6、自身军工补充。在战争不同阶段以上来源比例又有大幅度涨消,而且各战略区情况也大有不同。下面试从战争不同阶段来探讨。
一、37年出兵至38年末战略展开期。部队发展到17万人,建立了人口达5000万的根据地。
出兵伊始武器装备几乎全部为内战期间所有,经过长征(含西征覆没)之后重武器基本丢光,但历经歼灭东北军2个师、胡宗一部、东征山西等战役轻武器尽管品牌杂乱配置不全(如129师步枪仅55支有刺刀),但基本够用。与国内军队相比弱于中央军、滇桂军,略强于川军。出征前没有得到国府大规模武器补充。八路军出战之时正是日军挥军直进骄横无比而且正面有国军死打硬拼,所以八路军发挥自己拿手好戏重兵游击于山岳地带,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不少是专打日军辎重部队(平型关、广阳、雁门关等)所以缴获自日军的武器装备着实不少。至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一年零三个月,中共军(不含新四军)与日军作战1500次,歼灭日伪军5.2万余人,缴枪1.2万。考虑到这期间伪军较少较弱,可以认为对日军作战占其中较大比例。主力部队补充了不少日式装备,林彪就是因穿着日本大衣而被友军误击的。
这一阶段共军增加了10万余人,武器的主要来源是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37年7月至37年11月太原失陷,与日军作战100余次,歼敌万人,自身损失6000人。此后主要是战略展开,收编民间武装、建立政权,其主要根据地晋冀等地原本就民风强悍、民枪众多,又经过国军与日军的大战,散失武器极多,共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大批成建制收编民间武装并大力收集民枪,仅冀东暴动就有近20万人参加,其中精华均被吸收成军。其中新四军尤为突出,出兵地带均为国军与日军进行过主力会战之地(苏浙、鄂豫等地),叶飞部仅收集机枪就百挺以上,而新四军五师成军之初基本是收捡武汉会战国军散失武器起家。茅山纪振岗一介商人也赠送陈毅步机枪数百。
本阶段国共同仇敌忾,无军队间摩擦。而且还从国府得到不少接济。八路军新四军都有相应军费,被服、弹药供应。武器供应有记载的只有120挺苏式机枪、6门平射炮。38年129师长乐村急袭战时就有使用苏式重机枪记录。友军接济在此时也最多,卫立煌、阎锡山、盛世才等均有记录。
本阶段国共摩擦、军工自给均可忽略,而与伪军作战可并入对日军作战中,故我们得出一个比例:本阶段增加的军队武器中缴获日军占到10%,其余为国府友军接济、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本期八路军军基本是拼红军的老底子,指挥员均为降级使用,如林彪、贺龙等早就有指挥集团军级作战的经历,甚至有红军师级军官充任营级的情况。故指挥能力强、战法灵活。基层士兵中有一半以上是身经百战的长征老底子,进入陕北后补充的俘虏和新兵在这种一帮一的比例下迅速成长,战力可比原红军主力。从初期几战来看,尽管武器装备不好但能够扬长避短,战技一流,担任山地游击任务胜任有余。从主力部队来看每名士兵配步枪一支,手榴弹2-3枚,子弹100-200发,每连均装备轻重机枪,团级单位装备有迫击炮。
战斗中能充分发挥武器效力,尤其射击纪律极强,无乱开枪之例,白刃战坚决勇猛(在刺刀不足时能运用各种刀矛杀敌),在山地运动游击战中是一流的军队。彭德怀曾自信的认为如有20万机动部队,拥有国军配备,便可在华北以运动战为主的方式与日军对垒。太原失守后分兵建立根据地,一年里增加3倍,但此时的八路军很注意部队的发展与战力相匹配,新编部队(山西新军)尽量多整训少打仗,先打弱敌、先打小仗,以老带新,所以至38年底单位部队战力无明显下降。但武器无明显改善,聂荣臻曾对此甚为担心.
39年初至40年末百团大战结束,发展壮大期。八路军新四军爆炸式发展,八路军达170个团40万人,新四军达10万人。武器来源与前阶段大有改变。本期日军攻势达到顶峰,注意力依然以正面战场为主,对后方占领区关注不够。国军也正是严防死守战意高昂之时,敢于在大战之余相机发动大型反击、如冬季攻势,大型会战与局部反击连绵不断。共军对日作战保持前期主动态势,尤以百团大战为顶峰。此时日军已开始重视扶持伪军。大力收揽土匪无赖及失意军人败类,以缴获自国军的武器予以武装,希图维持后方治安。但此类乌合之众与八路军作战百战百负,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意打这种缴获大代价少的仗,于是缴获伪军武器正是成为一大来源。
本期国共关系逐渐冷却、开始出现大规模摩擦。如山西十二月事件,新军33个团4万人枪正式并入中共军队编制,华中黄桥一役歼灭国军1.1万人,缴枪4千余,华北反击朱怀冰、鹿钟麟、阎锡山、张荫梧等都是万人规模以上的大战,缴获自然不少。有了摩擦所得自然就少了国府友军接济,但经费一项直至40年10月才停发。
收集散失武器一项较前期略有减少。原因是国军战线逐渐稳定,八路军新四军因自身实力所限未能及时跟进开拓经过主力会战的新区,如长沙、南昌、粤桂等地。国军开始重视敌后建设,有意发展敌后武装,如忠义救国军等。原根据地潜力被深入挖掘,游杂武装收编很有成效。
本期我军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军工建设有发展,但受各种条件限制只能供应少部分弹药,武器类产量很少。由此我们认为本期八路军新四军增加的30多万军队的武器来源中以缴获伪军、与国军摩擦所得、收编民枪为三大主项,当占到70%以上,缴获日军维持前期比例不变10%,考虑到百团大战的因素,本期与前期当是对日作战积极主动期。
本期八路军扩展太快,少数主力部队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如黄土岭之战,能一次集中6个团,近200挺机枪、十余门迫击炮攻击日军,百团大战时狮垴山、关家垴之战主力部队戴日式钢盔、使用轻重机枪迫击炮攻击防守坚决果断。本阶段八路军属于上升期,对日作战保持积极,黄土岭、雁宿崖、梁山等战斗有较佳发挥。但平均战力较前期有较大下降。高级指挥官在部队暴增、根据地扩大之下,百事缠身、难以专心治军。像杨成武、陈再道等已经成为领兵数万,辖区民众数百万的方面大员。而下级官兵或伤亡或升职,此时各级干部任职范围已经远超红军时期,也是面临重新学习提高之时。新兵众多、干部缺乏,偏偏武器又没有改善,战斗力下降就不可避免了。与初期相比那种带有运动战色彩的大型伏击突袭减少了,更别提攻坚战了。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后期不惜重大伤亡执意攻击关家垴,也带有整训部队敢打硬仗的意思。武器装备长期没有改善也影响了共军的作战意志,在整个抗战期间我军有效使用的重武器只是迫击炮(击毙阿部规秀)步兵炮(有使用记录但无突出战绩),缴获的山野炮或掩埋或丢弃(如新四军在黄桥缴获了国军山野迫炮59门)无使用记录。当然这与共军没有弹药供应和专门人才有关,但也是过于强调游击与人民战争、盲目扩军的结果。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集中有限资源在各战略区编练一部精兵(以国军轻武器配备为标准)作为拳头使用,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三、40年末至43年初。正面战场呈胶着之势,太平洋战事打响,日军充分认识到占领区治安的重要,经百团大战的警醒,下决心肃清后方,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治安肃正战。我军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损失惨重,军队、根据地面积、统辖人口均有50%的下降。这种情况下武器来源恐怕只能以吃老本为主,部分缴获远不能抵消损失,对日军作战呈被迫和被动之势。武器补充来源基本同于前期,与国军摩擦呈北消南长之势,一方面华北国军或投敌或被驱逐,与共军难以接触。在华中国共继续征战不断,国军韩德勤部被彻底袭破,山东也是我军建立优势。与国军摩擦所得、缴获伪军、收编民枪(仅华中地区至42年底便收集民枪10余万支)依然是三大主项,占到80%,国府彻底断绝接济,对日缴获、军工自给均有下降。
本期我军损失巨大,冀中等平原地区陷落,转入贫瘠的山地坚持,武器装备因战事不顺更趋紧张。弹药补充连作战都不足,别提训练了。而没有200发以上的射击训练何谈合格的士兵,于是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形成恶性循环,作战主动性大减。本期对日军大队级部队的主动攻击可能是抗战期间最少的。
四、43年至45年7月,恢复反攻期。我军借太平洋战事吃紧,日军渐成颓势之际,积极恢复发展,至44年已全面恢复并呈局部反攻之势。但日军的残酷和国共关系的恶化使我军对日不得已避战,避免刺激日军。这种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正确的,以至各种文件、回忆录均不避讳。这阶段共军对日军作战次数、规模均大为减少,甚至将各战区主官调至延安整风。直到45年一号作战告一段落,日军国际国内已成必败之势,共军对日作战又重新积极起来。本阶段国军战事不顺、后方腐败,不少地方军阀、不坚定者纷纷投日,这部分军队对国军作战尚嫌不足,对我军却很是来劲,但毕竟失道在先、士气不振,被我军打的完败。我军也意识到这点,对伪军大打出手、文武齐下,既缴枪掠地又算是对日作战何乐而不为。山东动员10个团多歼伪军3000人以上的战例比比皆是。至44年争取伪军反正已逾10万人,45年更是近20万人,故缴获伪军武器成共军本阶段最大来源。此时共军虽对日避战但对国军却极其自信,粟裕竟率部跃进至国军重兵布防之地,以16000人的主力部队(装备应是共军翘楚,轻重机枪、迫击炮比例可与一般国军相比)与国军在天目山作集团军规模作战,而只勉强打了新四军唯一可称战役的车桥战役,歼日军500人,对日战事算是交差。
书归正传,此时我军对国军作战信心极强。山东国军势力被彻底清除,山西阎锡山偏安一隅,河北河南国军有心无力。本期我军武器来源以缴获伪军第一,缴获国军次之。收编民枪一项,共军派军尾随日军进入一号作战新沦陷区,期望像以往一样,收编国军散失枪支。但所派军队数量有限,而国军迅速恢复战力,卷土重来,所以不管是豫西还是王震的359旅深入湖南都所获甚少。对日作战缴获比起百团大战前比例减少,军工自给较前期增加。
本期共军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如粟裕、叶飞部大举进击天目山国军重兵集团,据粟裕回忆录称,所部连有52毫米、营有73毫米、团有82毫米迫击炮,轻重机枪配备齐全,与国军作战火力并不示弱,分4阶段歼国军过万,要知道当面国军为名将李觉指挥的国军野战主力,可惜如此武器战力没有用到对日作战方面。
五、综上所述,我军抗战期间武器来源,得自日军不超过10%(不含45年8月后)以缴获伪军、缴获国军、收编民枪及国军散失武器为三大主项。其余军工自给、友方接济都是少数。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其实共军武器大部得自国军。国军以弱敌强,败仗居多,据统计抗战期间每月损失步枪8368支,机枪650艇,迫击炮59门,除战损外其余散入民间或为日军缴获。散入民间者大部为共军所获,日军缴获后不屑自用,大部交给伪军,而我军8年歼灭伪军118万,虏获武器里国军武器自然不少。其次抗战八年国共磨擦不断,仅新四军就作战3200次,歼灭国军14万人,如果八路军倍于此数,就是说共军歼灭国军超过40万人,那末两项相加,歼灭伪军国军160万,所获武器装备60万共军有余(45年初)可以确定共军武器装备直接或间接得自国军。
抗战期间我军在各个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战略思想受自身武器装备影响很大。在40年百团大战前,国共合作尚好,经费、弹药有一定保障,而且周围友军又常有接济,由国军在正面死打硬拼,日军以攻城略地为主无暇后顾,此时对日作战积极主动。甚至百团大战口号之一就是、保卫蒋介石。及至皖南事变之后国共正式破裂,日军又开始治安肃正,共军武器来源几乎全部依赖战争本身补充,无弹药练兵部队素质下降,无攻坚利器只能被日军拙劣的碉堡封锁线锁住。所以更加强调分散避战,只打弱敌,以保存实力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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