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西漢齊國臨淄人。他早年學“長短縱橫術”辯士之說，晚年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思想與學術比較駁雜。在故鄉齊國，主父偃曾廣泛結交各個學派、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人物，不僅未能得到賞識，還受到當地儒生的排擠，沒有施展才華的空間。
在強烈的出人頭地思想的驅使下，元光元年，主父偃來到長安，投到大將軍衛青門下。衛青很欣賞他的才幹，數次向漢武帝舉薦，卻沒有引起漢武帝的重視。不過，這並沒有使他灰心喪氣，主父偃徑直向武帝上書。史書記載，他“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大概因為上書的內容涉及不少當時的熱點問題，這引起了漢武帝的極大興趣，“朝奏，暮召入見”。可能是主父偃將反對的道理講得比較充分，有助於漢武帝的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觀點和言辭深深打動了漢武帝；抑或是漢武帝被他的才華和雄辯所折服，總之，漢武帝視之為“相見恨晚”的能臣。此後，主父偃得以一歲四遷，由郎中、謁者、中郎直到中大夫，成為漢武帝身邊的重要謀臣。
開國之初，劉邦為了西漢政權的鞏固，大封宗族子弟為王，結果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同姓諸侯王，這埋下了後來中央集權與諸侯王之間矛盾的伏筆。為了順利地解決中央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許多思想家積極想方設法，出謀劃策。武帝時，主父偃根據諸侯佔地太多太大的敏感問題，借鑑賈誼、晁錯削藩的措施，並加以發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
主父偃的建議得到實施後，已經變小的諸侯王封國中又憑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國。這表面上是皇帝的推恩，實際上進一步分割了諸侯的土地和權力。至此，諸侯王再也無力向中央叫板，長期困擾漢朝皇帝的諸侯王問題基本得以解決。“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實現了尊崇皇權、裁抑王國的目的，這一建議的提出者主父偃大有功於西漢王朝中央集權的強化。主父偃起初反對征伐匈奴，但當對匈戰爭成為漢朝的基本國策，漢軍又在反擊匈奴的戰爭中取得初步勝利後，他轉而支持戰爭，並最早提出在新奪取的河套地區設置朔方郡。他認為朔方北依黃河，土地肥沃，若在此設置城市，不僅可以作為出兵的據點，且能發展生產，直接補充軍需，從而減省大批用於運輸的人力物力。漢武帝採納了主父偃的建議，在奪取的河套以南地區設置朔方、五原兩郡，並築朔方城，以內地民眾十多萬在朔方屯田戍邊。事實證明，這一舉措在對匈奴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抽掉了匈奴進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對長安的威脅。
主父偃憑藉自己的機謀才智，解除了困擾漢武帝多時的一些大麻煩，加上在立衛子夫為皇后和揭露、審理燕王劉定國謀反案件中，又為武帝立下別人無可替代之功，因此漢武帝對他更加倚重，他在朝臣中的地位亦隨之大大攀升，以至出現了“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的局面。所謂盛極則衰，主父偃在達到人生頂峰的時刻，絕對不會想到滅頂之災那麼快就到來了。
元朔年間，主父偃向武帝告發齊王“有淫失之行”。於是，漢武帝任命他為齊國丞相，令他負責齊王一案的審理。主父偃以前受到過齊王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心中一直懷有怨恨，遂決定對齊王嚴加追究。齊王知道難以逃脫，無奈之下被迫自殺。這時，曾經得罪過主父偃的趙王害怕他同樣對自己進行殘酷報復，就先下手為強，伺機向武帝告發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不久齊王自殺的消息傳到京師，這兩件事動搖了漢武帝對主父偃的信任，下令將其下獄治罪。“面諛”丞相公孫弘趁機落井下石，對他進行打擊報復，最終導致了主父偃被族誅的人生悲劇。
對於主父偃之死，後人一般傾向於認為其為官貪婪，為人狠毒，有仇必報，缺乏儒家必要的人格修養，導致了與周圍臣僚關係不和；此外，他又涉足了頗為敏感的宗室貴族的內部矛盾，其悲慘下場儘管有政敵排陷的因素，但還是咎由自取的。對此，我們不敢苟同，因為它忽略了當時世態炎涼的社會風氣，沒有看到官僚貴族之間的虛偽、冷漠對人造成的深深影響。主父偃未得志時，人人棄之如敝屣；主父偃貴幸時，門下賓客上千人。面對這種人情冷暖，司馬遷感而發之：“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摘自《公務員文萃》2018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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