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像
姚广孝，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朝政治家、佛学家，文学家，“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衣宰相。观其一生，从医家子到佛弟子，再到名倾天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出家为僧
姚广孝生于1335年，1348在苏州妙智庵出家为僧。1个14岁的少年，作为“医家子”，家庭条件优越于农家子弟，即使不商不仕，子承父业也衣食无忧。那么姚广孝为什么出家为僧呢，这也许与当时僧人的特殊地位和科举制度关系密切。
无论哪个封建王朝，借助“君权神授”的宗教思想成为了统治者巩固民心的基本做法。成吉思汗西征南战时期，为取得对异族的统治、排除阻力，曾对各宗教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大力扶持和保护各种宗教，从而使各教享受了与众不同的待遇。《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蒙哥统治时期，曾下令免除僧侣徭役，僧侣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特权也可见一斑。
元初开始，把帝师作为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帝师之后，后期的统治者皆效仿此举。不仅有帝师之高位，还有其他教派的也受到统治者的尊敬，从而形成了僧贵僧官多在扼要之地担任要职的局面，僧侣在国家官职中占据着特殊地位。
1341年，元顺帝启用脱脱为相，脱脱恢复了伯颜废黜的科举制度。但元朝的科举制度实则从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开办。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只考一科，分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忽必烈时期，将全国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且乡试和会试的程序规定：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内出题考经义，再根据时事出题考对策；汉人和南人除了这些内容外，还须加考赋与杂文各一篇。待遇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难度较低，考试也少一场，但授官级别却比汉人、南人进士高。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如愿参加与汉人、南人同样难度的考试，中选后更加一等授官。这无形中堵塞了汉人学子的仕途。
所以姚广孝出家为僧，由僧致仕是符合当时的大环境的。
以刘秉忠为榜样
刘秉忠像
刘秉忠（1216年—1274年），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元代政治家、文学家，精通术数，元大都的规划设计者，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身逝后，刘秉忠初谥“文贞”后谥“文正”。忽必烈评价刘秉忠：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艰，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也。刘秉忠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后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再为忽必烈所用，拜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经世书》，在忽必烈的评价中，刘秉忠最大的本事是阴阳术数。
某日，姚广孝去庆寿寺拜偈刘秉忠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身不怨du;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计业已成，勋名照简牍。”在古人看来，“高山流水遇知音”“知己难寻”是常有的感慨。诗中，姚广孝把刘秉忠比作“知己”。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中载，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道衍就是姚广孝的法号。
刘秉忠与姚广孝死生相距61年，姚广孝不会不知道刘秉忠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才有“知己”的感慨和“大喜”的表情。且姚广孝“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以及继续修建北京城既是在模仿刘秉忠成功学也是在继承刘秉忠的未成之业。很难说，姚广孝不是以刘秉忠为榜样。
鼓动朱棣夺位
朱棣像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
《明史·成祖本纪》：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逮官校于谅、周铎等伏诛。下诏让王，并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称疾笃。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王密与僧道衍谋，令指挥张玉、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
都是《明史》所载，在密谋夺位方面姚广孝一主动一被动，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姚广孝参与“靖难之役”谋划及实施是无可非议的。
虽然《明史》是清朝纂修，但“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句话确实是姚广孝一生为官为事的高度总结。
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姚广孝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而不答。此时的姚广孝，胸中所想的，正如诗中所写，像刘秉忠那样，定国立勋。然而，明朝初定，整个皇朝逐渐焕发出朝气，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好转。其时，姚广孝感慨想做刘秉忠式的人物也许是没机会了，内心落寞，但政治野心可见一斑。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马皇后去世，请高僧陪侍诸皇子为马皇后祈福。经好友僧录司左善世宗泐的推荐，广孝侍燕王朱棣。二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一日，广孝神秘兮兮地对朱棣说：“我想送您一顶白帽子。”燕王朱棣听后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身为亲王，再戴上白帽子就成皇帝了（白加王为皇）。后面，姚广孝又把袁珙（擅长相人）、金忠（擅长占卜）拉到朱棣身边，一起忽悠朱棣，加上建文帝削藩，也就有了后面的“靖难之役”。姚广孝也实现了其所谓的“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仔细想来，所谓天道不仅仅针对朱棣，也针对自己吧。
拒不还俗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我们知道，刘秉忠后来是还俗为官了，朱棣即位后，姚广孝不还俗、不接受少师称呼、不接受封赠，还是住在庆寿寺。究其原因，不外乎：一是想与刘秉忠道同而不同。刘秉忠虽然功高，但毕竟是助外族得天下，如果全盘照搬刘秉忠的人生历程，那落个刘秉忠第二的名声，是姚广孝不愿意的。二是有功而不居功。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火烧庆功楼事件犹在，朱棣也不是善茬，姚广孝明白自己一旦再有政治野心，那将是刘基第二了。三是不愿留下骂名。当时再有功劳，也要留给后人评说，造反就是造反，造反而不改茹佛初心，不接受封赠，那造反就不是为了做官和财富。然而，后人还是如是评价其：佛门少了一个有为的弟子，天下多了一个治世的能臣。姚广孝在世人心中，虽在佛门却在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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