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雨說歷史
三人都是為了國家，都是正人君子，只是政見各有不同，無法融合。得益於宋太祖趙匡胤“與士大夫共天下”，和“不可殺勸諫者”的政策，宋朝的士大夫階層真心實意的擁護大宋王朝。當大宋王朝遭遇衰亡之機，國庫入不敷出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以各自的認知提出不同的改革意見。
王安石希望通過變法實現“不加賦則國饒用”，讓政府幹預經濟活動，在不加稅收的情況下增加國庫收入。比如讓地方政府在歉收和青黃不接時對百姓放貸，既增加政府收入又讓老百姓免受高利貸盤剝的青苗法。讓政府做生意和調節物資流動的市易法、均輸法。以及交錢來代替勞役的募役法。
司馬光的認知是天下的財富就這麼多，都往政府這邊了，老百姓自然就少了。以現代人的認知當然知道司馬光的想法是錯誤的，但他的出發點是好的。當孟子成為“亞聖”，孔孟之道成為儒家思想的主流，孟子提出的“君輕民貴”，“國不與民爭利”也就成了大多數讀書人的認知標準。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會遭到那麼多人反對的重要原因。只是司馬光對這場政府的財政危機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自己帶頭拒絕了皇帝的賞賜，然後一個勁勸皇帝花錢省著點。
蘇軾則一直處於少數在野反對派的角色。王安石變法時，他認為變法實施不當，已經成了擾民、害民之法，所以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當王安石二次罷相，宋神宗駕崩，司馬光出來主持朝局，司馬光要求迅速廢除所有王安石新法。蘇軾認為運作比較好的募役法之類應該保留，結果是兩面都不討好，（個人認為還是蘇軾的看法最切中時弊）經常被貶，生活顛沛流離。
整個來說三個人都是正人君子，王安石當政，雖然把反對派都趕出中央，但並沒有打擊報復。像司馬光由翰林學士左遷知永興軍，也就是被貶到陝西長安永興軍中任安撫使，後改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在洛陽居住十幾年，寫下皇皇鉅著《資治通鑑》。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宋神宗時期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比起晚年新舊黨爭時被貶到嶺南的惠州，海南島的儋州那是天壤之別。而王安石在宋神宗駕崩後，舊黨部分官員想要對他進行政治清算。還是司馬光出面，說：“王相公這個人，就是性格有些執拗而已。”正是司馬光的袒護，才使王安石能安享晚年。
愛讀歷史的大胖子
我來說，幾句話的事。
王安石想效仿商鞅，準備大刀闊斧的搞變法。算極左派。
司馬光保守派，堅決反對變法，算極右派。
所以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矛盾不可調和，算階級仇恨。
蘇東坡支持變法，但不支持激進的，一刀切的方式。由此，得罪了王安石，此後蘇公一直被王安石打壓，排擠甚至流放。
現在看來，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朝堂人物，缺乏實際社會經驗，蘇公不虧是修過蘇堤的人，他的看法比較折中。
但也看得出王安石是個多麼極端的人，對反對者如此能理解，蘇東坡明明站在他那邊，也中招。
當然，還有種說法是，蘇的名氣比王安石大，王安石擔心日後被取代
善良之子86
王安石改革派，司馬光保守派，蘇軾支持變法但反對王安石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方法
另外王安石是法家代表，司馬光典型的腐儒，蘇軾兼修儒釋道，他們的思想碰撞，不免相左，政治傾向發差很大。
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方式，蘇軾被貶
後來王安石罷相，司馬光上臺，蘇軾又升了，但把所有新法廢除，蘇軾反對，司馬光貶蘇軾
後來變法派章敦為相，蘇軾又被貶
可見東坡先生是多不合時宜
楊在蘇
開始，王安石說我們國家當官的太多卻都是些混日子的，軍隊雖多卻都是些老弱病殘，國家財政收入不夠花，對外被遼國和西夏欺負，必須要改變要不然國家會奔潰。
司馬光說當官的都不容易啊，只要皇帝帶頭節約用錢我們就可以撐下去啦，遼國和西夏只要我們不惹他們就行。
蘇軾說我支持司馬光
胡不歸17
儒學經過中唐時期的發展高峰，到北宋時期已經開始顯現出衰敗跡象，標誌就是儒學已經不能成為社會健康發展的良好的指導思想，北宋積貧積弱的現象開始出現。於是，儒生們開始分化。王安石和司馬光、蘇軾之間的矛盾，是新儒學（或者叫做儒學改革派）與舊儒學之間的矛盾，矛盾是新事物和舊事物之間的矛盾，因此是不易調和的。而司馬光和蘇軾之間的矛盾是舊儒學內部的矛盾，在跟新儒學的鬥爭中，他們之間尚可以和解，一旦他們戰勝了新儒學，他們之間的矛盾就會出現，而他們之間的矛盾顯然受到新儒學的滲透，因此，作為舊儒學的兩個代表人物，司馬光主張堅守傳統，蘇軾主張在堅守傳統的同時有限度的接受新儒學。
董元奔國學空間
一直就是變革派和保守派，王安石跟司馬光互掐，蘇軾應該是排不上號吧？蘇軾的主張是徐圖革新，但是在那種鬥爭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裡還有中間派，於是兩方都不待見他。只不過蘇軾在文學上名氣比較大，其實他在當時的朝堂上不是特別重要吧。
天臺
自古以來，文人相輕，武人相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