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日記的春秋筆法

初讀魯迅日記,你也許會覺得單調無味,但你若知道許多日記背後的故事,你就會發現,魯迅日記的寫法是很有味道的。在不露聲色的簡單記載中,其實隱含著強烈的感情色彩,用一句老話叫做“春秋筆法”。

魯迅日記的春秋筆法

所謂“春秋筆法”,也叫“春秋書法”或“微言大義”,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歷史敘述方法和技巧,是孔子創造的一種文章寫法,即在文章的記敘之中表現出作者的思想傾向,而不是通過議論性文辭表達出來。

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對袁世凱的記載。1913年10月10日:“午聞鳴炮,袁總統就任也。”這雖似很客觀,但其實也可以是含有諷刺意味的。到1916年6月28日的記載就有意思了:“袁項城出殯,停止辦事。”冷冷數字,顯示了對這個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的獨夫民賊的蔑視。

魯迅日記的春秋筆法

有時對一些權勢者,魯迅並不直接貶抑,就以當時教育部的幾位“總長”也即部長的記載:1912年9月6日“……範總長演說,其詞甚怪。”“甚怪”二字當然不是什麼好話。1913年2月5日:“範總長辭職而代以海軍總長劉冠雄,下午到部演說少頃,不知所云。”“不知所云”四字就更語含譏諷。1913年4月20日:“得本部通知,雲陳總長以中央學會事繁,星期亦如常視事,遂赴部,則無事,午後散出……”記述很簡單客觀,但也就把一個顢頇、專斷而慣於作秀的官員嘴臉都描繪出來了。1916年6月9日:“得二弟信,三日發,經紹衛戍司令部檢過,遲到。”雖是完全客觀的記述,卻透出強烈不滿。同樣,1925年12月1日:“午後往女師大開會,後同赴石駙馬大街女師大校各界聯合會,其校之教務長蕭純錦嗾無賴來擊。”“嗾無賴來擊”五個字語氣平靜,但褒貶盡存其中了。

魯迅日記的春秋筆法

對有些事,由於不加說明後來會無法解釋,所以魯迅會稍為詳細記載:1934年9月10日:“下午收靖華所寄《十月》一本,《木版雕刻集》(二至四)共叄本,其第二本附頁烈寧像不見,包上有‘淞滬警備司令部郵政檢查委員會驗訖’印記,蓋彼輩所為”(“烈寧”就是列寧),既清晰準確記載事件真相,同時一句“蓋彼輩所為”就極憤怒地揭露了當局的郵件檢查方式。

但另一種情況,內容可能更加複雜。例如對於兄弟反目的記載。1923年7月14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事實上,這裡記載了魯迅兄弟從“兄弟怡怡”的融洽關係到“兄弟參商”形同路人關係的突變。為什麼要自己一個人單獨吃飯,他只用“此可記也”四個字記述,可謂五味雜陳。因為與弟媳婦的衝突說來不足為外人道,但是實在使他極為鬱悶。這裡到底有些什麼故事,一直到今天,也沒有人知道。儘管還沒有與周作人直接衝突,但是衝突事實上已經發生了。所以這四個字隱藏了這個千古之謎的全部秘密。過了五天(19日):“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這裡,又以一個客觀的記載表明了自己的無辜。

魯迅善於用一個詞語來點出褒貶,這正是“春秋筆法”的神髓所在。1928年8月24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並攫去衣被器十餘事。”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這就是所謂“義子”的故事。魯迅在廈門大學有個學生叫廖立峨,追隨魯迅到廣州,再到上海,還帶了女朋友。魯迅就收留他們借住。這個學生對外自稱魯迅的“義子”。但是第二年“革命文學論爭”發生,創造社、太陽社猛攻魯迅,他怕了,於是決定返回廣州去。他對魯迅說:“人家說我跟這樣的人住在一起”。臨走,要路費,要衣被用具,魯迅只好資助他一百二十大洋和衣被。在日記中,魯迅用“索”和“攫”兩個字,就把對廖的鄙視徹底寫出來了。

有時候魯迅也並非什麼都要說透,只是做一個“立此存照”的客觀記載:1930年4月29日,“上午得上海郵務管理局信,言寄矛塵之《萌芽》第三本,業被駐杭州局檢查員扣留。”只是做個記錄者,卻也顯出隱藏的情感色彩。又如1926年3月25日“上午赴劉和珍、楊德群兩君追悼會”,當時他悲憤交加,但他不多寫一字,盡在不言中。

1926年11月17日“下午校中教職員照相畢,開懇親會,終至林玉霖妄語,繆子才痛斥”。這是在廈門大學發生的故事。內中其實也是有故事的。原來,林語堂的二哥林玉霖當時是廈門大學的學生指導長,他在懇親會上說:“我們的老校長(指林文慶)好比家長父親,教員好比年長的大哥,同學好比年幼的弟妹,整個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高等學府老師,竟然宣揚這種封建倫理觀念,魯迅幾乎立刻跳起來指斥。誰知理科教授繆子才實在聽不下去,先魯迅一步站起來予以痛斥說:“我們都不是婦人孩子,怎麼可以這樣比喻呢?”魯迅明顯是贊同繆的意見的,所以用“痛斥”一語。

還有一種,是在客觀記載時暗含褒貶。1933年1月11日:“下午往商務印書[館]訪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開民權保障同盟[會],胡愈之、林語堂皆不至,五人而已。”說胡、林“皆不至”已經含有貶義,再加上“五人而已”,就更明顯地表明瞭對兩人“皆不至”的不滿。

又如1936年7月7日:“得陳仲山信,託羅茨基派也。”在提到陳仲山時,特別加一個“託羅茨基派也”,雖然只說他是某派人,但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貶責。1916年5月7日:“周友芝來,多發謬論而去。”發了什麼謬論,沒有交代。但是用了“謬論”二字,是非也就跟著定了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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