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魚刺-改
所謂走西口，是指以沿長城線的晉北晉中、陝北、冀西北以及青甘寧北區等地的漢民到內蒙河套、呼和浩特、包頭等地務農、務工、經商的統稱。男人們西出口外謀生，或墾荒種地，或放牛放羊，或下窯挖煤，或攬工當役。他們大都春去秋回，甚至是有去無回。
歷史上的走西口，大致從明末開始，到清朝中葉形成高潮，其後貫穿整個民國時期，歷時300餘年。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大饑荒，大量晉、陝人還在走西口，前往內蒙謀生。出邊農民“呼朋喚友，互相援引”，“沿套邊開墾，漸成村落”。有許多人定居在呼和浩特、包頭等內蒙城鎮商埠。至今，內蒙西部地區的生活習俗與晉、陝北相似，口音也與晉、陝北口音無異。
民歌《走西口》，就是歌唱從明末清初直到解放前黃土高原上的窮苦人，迫於生計告別黃天厚土、妻兒老小離鄉背井，毅然過長城渡黃河走西口的悲情！這種用血淚唱出的《走西口》穿越時空，向世人訴說著久遠的悲傷!而無數哥哥們前赴後繼走西口，便踏出了承載著黃土地上成千上萬人艱苦命運的厚重歷史。
一、走西口的自然、地理及社會原因
哥哥走西口，
妹妹實難留，
手拉上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一曲《走西口》熱烈而辛酸，迴腸蕩氣，由於《走西口》是昔日晉北、陝北人持續苦難生活的寫真，成了二人臺的集中表現的體裁，再經過勞動人民和藝術家們一代又一代的錘鍊，就成了二人臺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之作。《走西口》是流傳最廣、曲調種類最多的二人臺曲目。它在表演形式上來講，有民歌、山曲獨唱、對唱，有二人臺小戲，有五人、九人及十二人《走西口》戲劇，有歌伴舞，有雙人舞等。
“走西口”又名“走西頭”“刮寧夏”“走口外”“走後套”“走河套”等，因地名而異名亦不同。有人說出了殺虎口就是西口，也有人講出了雁門關就是走西口。其實，那是山西人，尤其是晉西北人走西口的路線，陝北人走西口從未有人繞道去山西出殺虎口與雁門關！
那麼，“西口”究竟在哪裡？
“口”就是指長城的關口，出了關口就是“口外”。“口外”具體是指長城外黃河流經寧夏、內蒙古境內成一西北東大彎曲，在大彎曲的沿岸，即賀蘭山以東（銀川平原），狼山和大青山以南地區稱為河套平原（後套），烏拉山以東、大青山以南地區為土默川平原（前套）。舊時黃河以北為後套，黃河以南為前套。黃河在這裡水流平緩，灌渠縱橫，又無氾濫之患，旱澇保豐收，再加這裡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有遼闊的草原，水草豐旺寬廣的牧場，所以農業、畜牧業很發達。舊時的諺語說得好：“黃河百害，惟富一套”。在那裡漢族的封建統治勢力，官害兵禍相對來講，比“口裡”薄弱，民族矛盾也不是那麼尖銳、激烈。而“口裡”，尤其是長城沿線上的秦晉高原，覆蓋著鬆軟的黃土層，地表破碎，千溝萬壑，土地貧瘠，天旱顆粒無收，雨澇水土流失，莊稼也被沖走。長城線上晉西北、陝北就是這種情況，“口外”攬工能吃飽，秋後還可掙三五斗糧回來養家餬口，因而這裡的人一遇荒年就走西口。“神木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民謠），講得就是這種情況。
咸豐整五年，
山西遭年限，
有錢的糧滿倉，
受苦人一個一個實可憐。
官糧租稅重，
逼得人跳火坑，
手中沒有錢，
不走西口怎能行？
（《走西口》）
據神木縣誌載，咸豐七年大旱。咸豐八年逃荒走西口的提法是有根據的。咸豐五年也罷，八年也罷，黃土高原上的人們不走西口是無法生活下去的。咸豐五年（1855年），那時清政府政治腐敗，國庫空虛，社會動盪，內外交困，農村經濟崩潰，兵荒馬亂再加連年遭災，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走西口》通過一對新婚夫婦難捨難分的情別，甚至千安頓萬囑託，從走路、過河、坐船、歇崖、住店、睡覺、受苦、生活、交朋友，不忘妹妹不忘老家等纏纏綿綿，甚至囉囉嗦嗦的交代中，充分地表現了男人走西口的無奈和夫妻離別的痛苦。同時也揭示了封建制度下農民和地主統治階級的矛盾，反映了人民要活下去就要逃亡，甚至要造反的社會現實。“官糧租稅重，逼得人跳火坑”“活活餓死人”就是當時社會的寫真。這不僅是太春（二人臺《走西口》中的人物）一家人的遭遇，而是整個晉、陝北勞苦大眾的苦難遭遇。為了能活下去，人們只有走西口，進後套、走河套、走西頭，此乃是這個區域人們的唯一出路，正如山曲中所唱：
梁頭的狐子展不起腰，
窮日子逼得哥哥走了河套。
提起親親跑口外，
淚蛋蛋流得泡一懷。
你走西口我上房，
手扳住煙囪淚汪汪。
二、走西口的路線及類群
走西口的起點不同，路線則不同。
戲劇《走西口》裡太春唱道：“頭一天住古城（在陝西府谷），第二天住納林（在內蒙準格爾旗境內），來在沙蒿塔、大壩梁、五拉樹、三條灣、長崖邊、西包頭（均在內蒙古境內）”。這實際是山西河曲、保德、偏關、五寨和府谷人走西口的路線，兩地之間剛好是過去步行的站口。
神木人的走西口有三條路線：一條是走城西溝、四卜樹、瑤鎮、中雞、馬秦壕、新街（內蒙古）、阿騰席連、東勝、達拉特（過黃河）、包頭；一條是陳家溝岔、梁家塔、沙圪堵（內蒙古）、鹽店、達拉特過黃河進入包頭；另一條是陳家溝岔、孫家岔、大柳塔、阿騰席連（內蒙古）、東勝、達拉特過黃河進入包頭。再由包頭進入五原、臨河、杭錦後旗（內蒙古後大套）。所以神木人把走西口叫“走後套”。
榆林人走西口是北上到烏審旗（內蒙古）、鄂托克、烏海市（過黃河）、杭錦後旗（後大套）。
榆林西三縣包括橫山、靖邊、定邊縣。他們走西口的路線是沿長城出定邊進入鹽池（寧夏）、靈武，過黃河進入銀川、吳忠，再北上進入銀川平原。所以西三縣人走西口又叫“走西頭”“刮寧夏”。
榆林南六縣走西口大部分人納入榆林北上再西渡黃河之路線。另一部分人則納入西三縣之路線。
史載：康熙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御駕親征準格爾部葛爾丹。三十六年再徵，大捷。康熙先後途徑河口、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察訪民情，瞭解到長城外東西2000里長、南北50裡寬的地帶為“黑界地”，這裡土地肥沃、水草豐旺，多少年來是無人區，這區域比長城內條件要好得多，可移民。從此，歷史上農民成批的走口外謀生的大規模移民開始，此後移民運動時緊時鬆，但始終沒有間斷。直到現在，土默川有大批的晉北人、府谷人，鄂爾多斯、包頭有大量神木人，烏審旗有不少榆林人，銀川及銀川平原有很多橫山、靖邊、定邊和綏德、米脂人，這些人大都是那時走西口出去的“口內”人及他們的後人。
走西口的人群有的扶老攜幼，有的夫妻雙雙，有的兄弟成對，有的父子結伴……形形色色、不同身份的人們行進在走西口的路上。大體來說，走西口的類群可分為：
其一是攬工漢。陝北人因人多地少，或年饉不好等，為謀生計而“走口外”去蒙地攬工。一般攬工漢春種時去，為蒙民種地者秋收完返回，放牧者則入冬時返回。終年辛苦自不待言，返回時以掙下的牛馬馱回糧食、肉類，年年如此。陝北民歌中的《走西口》《攬工人兒難》即反映了這一史實。此外，據《榆林市志·商貿糧油志》記載：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允許漢民到長城以北地帶與蒙民合夥墾種“夥盤地”，實則為僱農，多包租其土地耕種。
其二是趕腳伕（或稱腳伕）。腳戶從事貨物運輸，將糧食、布匹、茶葉等運到蒙地，返回時運回皮毛、羊絨、肉類、鹽、鹼等。《延綏攬勝》記載：榆林城“商旅騾馬、駝隊往返不絕，店棧、飯鋪滿街”。另外，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有的腳戶家還設有馱在騾馬背上的“駕窩子”（馱轎），供官紳乘坐。陝北民歌中的《趕牲靈》反映的就是腳伕的生活。
其三是工匠。榆林古城自明代以來，一直以手工業著稱。各種工匠在老街開設的店鋪和家庭作坊估計有500家左右。如銀匠（李子云）、鐵匠（劉振德及高瘤瘤）、銅匠（李三寶）、泥塑畫匠（萬德雄）和皮匠、靴匠、氈匠、毯匠、鞍匠、口袋匠、小爐匠等，難以枚舉。工匠製作的產品除蒙族來榆採購外，工匠中如銀匠、泥塑畫匠、磚瓦匠以及裁縫等深入蒙境按其要求製作，滿足了蒙民生活之需，同時也解決了自身的生計問題。榆林民間流傳的諺語云：“要死跳大壩，要活走陝壩（蒙地後套）”，從側面給予了佐證。
其四是邊商。邊貿素為歷代所重視，榆林早在明嘉靖年間即在紅山設互市（為長城沿線十一互市之一）。清時在鎮北臺附近設有款貢城和易馬城，從事漢蒙洽談和邊貿活動。清人楊蘊《鎮北臺春望》詩云“關門直向大荒開，日日牛羊作市面上來”，可見其盛況。
跑蒙地的邊商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商販，另一類為大邊商。小商販本小利微，《延綏攬勝》記載：榆林城“零星輾轉收受者居多數。”又據《榆林市志》記載：“僅榆林城常年在內蒙從事蒙漢貿易的小販邊商達1000餘人。”《榆林市志》又記載：“民國時期，本境蒙漢貿易更為興盛，有許多邊商巨賈，如榆林的解振翔，盛振堂、李天恩、劉庭禎、秦牛面，尚尊美等36家鉅商聚集大量資金在內蒙設莊，從事蒙漢貿易。”《延綏攬勝》又記載：“抗日戰爭時期，榆林城成立邊商同業公會，組織指導蒙漢貿易”。直至1950年，僅榆林城統計有1300多名邊商常年在內蒙從事物資貿易。蒙漢商貿活動，推動了蒙漢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民族團結，在歷史上留下了亮麗的一頁。
其五是文人、醫生。由於蒙境沙漠橫亙，地廣人稀，文化較落後，所以陝北的文化人如秦同德、李希穎等人曾多年在鄂托克旗、烏審旗等地設館傳授漢語言文字，同時也學習蒙語，增進了相互的瞭解和文化的交流。由於生活方式和衛生條件所限，蒙民醫療落後，於是一些遊醫就常年在蒙地遊走不定，為蒙民看病，學習蒙醫的接骨術。
其六是戲曲藝人。由於文化生活的需要，榆林小曲藝人如王子英等三五結伴到烏審旗，烏審召、扎旗一帶的蒙古包內演唱榆林小曲，受到蒙民歡迎。小曲藝人同時向蒙民學唱滿漢調，學習演奏技法，促進了文化的交流。榆林劇團還在烏審旗等地的“那達慕”（物資交流）大會上唱戲為蒙民助興。另外，春節時榆林靠蒙地的小壕兔、馬哈、補浪河鄉民秧歌隊有時還前往烏審旗一代表演，受到禮遇。
三、民歌《走西口》的產生、流傳及發展演變
歷史告訴我們：走西口大約始於明末清初，那時，晉、陝、冀等省的人們為生活所迫，越過長城到內蒙中西部地區謀生，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社會活動。據《明神宗實錄》記載：“漢民移居大漢（內蒙古）南北由來已久”。因此，走西口實際上是我國近代史上歷經三個世紀的大移民、大逃荒。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開放了封閉幾千年長城外的“黑界地”，組織了大規模的晉陝移民活動，這就開始了大規模的走西口。以後時緊時鬆，始終沒有間斷。先有“走西口”的歷史現象，後才有《走西口》這首民歌。這就說明《走西口》民歌、山曲產生的年代應該在1697年以後，至今起碼有300多年的歷史了。
“走西口”這一歷史現象發生在秦晉高原上晉西北、陝北這一大片土地上的廣大農村和城鎮。走西口實實在在的人群應是這片土地上的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城鎮貧民、民間藝人、小知識分子等社會底層人物。所以《走西口》的民歌應該產生在晉西北、陝北這個區域，是這片土地上人們共有的文化遺產。《走西口》民歌的形成和其他民間藝術一樣，是歷代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創造出來的。
最早的《走西口》創作，據學者考證大約在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但作為口耳相傳的民歌與二人臺，這也只能是個考據的大概而己。
《走西口》是伴隨著“走西口現象”吟唱出來的，最初只是一段民歌，開始在晉北的村頭路邊唱起來。之後再由一位忻州人編寫成一首民間小曲，至於忻州人的姓名則無可考。還有一說，是由眾多走西口的晉、陝北受苦人湊合編成的。
民歌《走西口》歌詞，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家常話。“男人千里遠行，女人河畔送行。”因為分別之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見面，所以叮囑就多一些、瑣碎一些，生怕有什麼自己想不到的地方。走西口的哥哥走了，家裡留下了孤寂的女人！為了打發一個又一個難熬的白晝與黑夜，她們唯有長歌當哭，以抒發和宣洩心中的鬱悶與苦苦的相思！於是田間地頭、村口路旁，都會不時地響起山曲《走西口》那淒涼悲苦的調子。
再後來，又由民間藝人將民歌《走西口》改編成二人臺《走西口》，賦予它完整的故事情節。二人臺《走西口》流傳於晉北、內蒙西部、陝西北部、河北張家口等地。
“走西口”溝通了晉、陝北“黃土文化”與內蒙“奶茶文化”的通道，融合的結果是產生了“西口文化”。二人臺是“西口文化”的集中代表，而《走西口》又是二人臺的代表作品。二人臺以其產生及流傳地區背景不同，分為東、南、西、北四大流派：東派流傳於張家口一帶，南派流傳於晉西北河曲一帶，西派流傳於陝北一帶，北派則流傳於內蒙一帶。學者葛健雄先生講：“歷史是人創造的，是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中活動的結果。文化是以人為載體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動來傳播和發展。”離愁別恨，聚散苦痛，人在旅途，人在他鄉，這是人類生存與發展必須面對與經歷的常態。情景心情雖然各個時代有所不同，但愛恨情愁的精神是一致的，當今亦然。《走西口》百數十年來能在北中國長久廣泛流行，主要是由於大西北這種區域融合的便捷性與走西口人相同命運的趨同性造成的。唱民歌《走西口》與看二人臺《走西口》的人，大部分是走口外離家的人或是明代晉、陝北部的移民，聽到鄉音必然會聯想到自己，彷彿歌裡戲裡的故事說的就是自己的身世，讓人倍感可親。
隨著走西口歷史的積澱與西口文化的成熟，民歌《走西口》後來逐漸形成了有清唱、對唱、男聲、女聲、表演唱、無伴奏合唱等多種演唱方式。民歌《走西口》在地域特色上也出現了內蒙民歌《走西口》、陝西民歌《走西口》、山西民歌《走西口》、青海民歌《走西口》、河北民歌《走西口》等。加上歷次北人大遷移、大融合，民歌《走西口》與二人臺《走西口》，就在北方晉、陝、冀、蒙、青、甘、寧、新半個北中國廣泛流行開來。
《走西口》這首膾炙人口的民歌，以它那生活化的語言，蒼涼而憂傷的調子，悽婉而纏綿的情思，不屈而堅韌的內涵，承載著兩百年來一代又一代背井離鄉的漢子們沉重的思念，也寄託著黃土高原上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因此，百餘年間，民歌《走西口》與二人臺《走西口》在西北黃土地上乃至整個北中國受到群眾的普遍歡迎：城裡的戲園、村裡的戲臺、節日的廟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前後的“鬧紅火”，處處都有高亢激揚的民歌《走西口》與二人臺《走西口》唱腔。走西口流傳至今，可謂經久不衰！因此，民諺有“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櫻桃”之說。
《走西口》能在北中國久遠而廣泛的流傳，於民間藝人的流浪傳播作用也是分不開的。民歌與二人臺藝人們過著半賣藝、半乞討的生活。在迎神廟會、紅白俗事、黃河碼頭、車馬大店、秋收場上、商號門前、賭場寶局……常常能看到他們求乞賣藝的身影。1953年，被稱為新時代二人臺第一個女演員的班玉蓮(之前就是乞討藝人)，在呼和浩特市演出《走西口》《賣菜》等劇，轟動了全城。當時，觀眾流傳這樣兩句話：“不抽恆大煙，也要看看班玉蓮；不吃莜麵喝稀粥，也要看看班玉蓮的《走西口》。”
民歌《走西口》與二人臺《走西口》，和其他民間藝術一樣，本沒有文字記錄，全憑勞動人民口傳心授，世代流傳。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陝北民歌的一部分通過奔赴前線的戰士和魯藝文藝工作者的演唱改編，傳到了解放區與國統區、前方與後方。如《三十里鋪》《蘭花花》《山丹丹開花紅豔豔》《走西口》等。
文化革命結束以後，隨著文藝禁忌的解凍，聲像技術的發展，電視藝術的普及，陝北民歌獲得了強勢傳播。我們可以在國內各種形式的單位晚會、地方文藝晚會、劇場演出、廣場演唱會、電視節目以及海外僑民春節聚會上，看到陝北民歌聲樂《走西口》與陝北民歌器樂《走西口》的演唱演奏，原生態藝術陝北民歌《走西口》，可以說越來越火、越唱越響。
在戲劇和影視方面。新編歷史京劇《走西口》，是由山西省京劇院、中國京劇院、中國戲曲學院聯袂演出的大型新編歷史京劇，該劇通過晉商常雨橋驚天動地的人生經歷，演繹了一段遙遠的晉商創業傳奇。12集京劇音樂電視連續劇《哥哥你走西口》，講的是康熙年間一夥走西口的山西漢子奔赴“口外”創業經商的故事，通過常雨橋艱苦創業開拓市場的經商之道，再現了昔日晉商“至誠至信”的經營理念、吃苦耐勞的敬業精神和逐利四海的開拓雄心。
2009年年初，52集大型電視連續劇《走西口》在中央電視臺連播，該劇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展示了晉西北人（如田青、梁滿囤等）“走西口”的悲壯歷史。電視連續劇《走西口》可以說是歷年來反映“走西口”這一歷史文化現象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在文學創作方面，“走西口”題材與主題可以說在小說、詩歌、散文、劇本四領域都有拓展並獲豐碩成果。在小說方面，有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走西口》，這是作家席滿華的一部長篇力作。小說以恢弘的氣勢和跌宕的故事情節，詮釋和譜寫了“走西口”這部歷史與人文的活話劇。
珍珠創作的長篇小說《烽火十萬走西口》與三月創作的長篇小說《西口夢》也正在網絡連載……
在詩歌方面，有香港名人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走西口》一書，這是中國鄉土詩人協會會員劉晉夫先生詩歌、歌詞、歌曲的遴選合集……
結語
“走西口”是一個跨越時代的歷史命題，“走西口”擔當著沉重的社會負載。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承認：“走西口現象”仍沒有消失！
過去的論者認為，“走西口”的歷史結束於新中國成立。後來則有學者認為，全國三年大饑荒以及文革期間河南大水災的大逃荒，也還是“走西口”。
再後來，不少論者把改革以來的農民南下、北上打工也稱之為“走西口”，今日農民的流動仍然是求生之旅，生命之旅。當今的民工雖然一樣要面臨求職困難、人格歧視、工資拖欠、工傷無助、審批障礙、維權艱難等困苦，有的甚至還遭遇過無端收容乃至黑企苦役，但當今時代的勞務流動畢竟不同過去，他們可以坐汽車、搭火車，帶票卡、帶手機。他們的流動是發展之旅，希望之旅。因此學者們就稱現代的流動打工為“發展型走西口”，而歷史上的“走西口”為“生存型走西口”。
但又有論者認為，今日一部分農民“走西口”仍有生存性質，他們一樣迫於因種種原因導致的務農負收入而尋求溫飽“走西口”，或迫於高學費高醫療費而自助自救的生存需求“走西口”。至於說“發展型走西口”也還是不完全型的，因為這部分人即使有了一定的發展條件，他們也仍然要面對另類稅收與辦事潛規則等一系列不公正挑戰，所以他們也只是具有一定意義上的發展型性質，希望今後的“走西口”向完全“發展型走西口”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