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话说“情”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中国式管理曾仕强


中国式管理企业服务中心,用中国式管理帮助企业固本培元。


曾仕强:话说“情”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情、理、法”的管理。凡事“以情为先”,彼此“所重在理”;“情”“理”讲不通的时候,不得不“翻脸无情”,这时候把“法”搬出来,大家便会觉得刻薄寡恩、残酷无情。

所以,只要出乎真情,何必怕情、矫情、绝情?中国人讲话从来就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管理本来就是扩大“情”在管理中的重要历程。

中华文化最宝贵的特质之一,便是“情”。孔子倡导“德治”,主张用“情”来感化。中国人对情的重视,并不局限于父母、兄弟、子女、夫妇和朋友,也不仅是贫苦大众。我们不但对人有情,对物也有情,都能达到贵物、惜物的心态。


曾仕强:话说“情”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管理现象,有互助也有竞争。重视互助的,便是“情的管理”。上司、部属彼此无情,哪里能够真诚互助?重视竞争的,即为“无情”,只好诉诸权威,以强权为公理,那便是“商场如战场”。

讲求无“情”的管理,就不能怪员工跳槽。美国企业界,员工越跳槽越显得有能力,越跳槽越有机会晋升,并且获得更高的待遇。然而,我们一方面宣布“企业是没有感情的”,强调“竞争才是生存致胜之道”,另一方面却有指责员工跳槽,岂非严重矛盾?

西方人认为,人要自由,也应该独立。老板有决定员工去留的自由,员工也可以独立的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必讲求对公司或老板忠诚。


曾仕强:话说“情”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我们的企业多数认为老板可以开除不称职的员工,然而,在感情上又希望员工“以厂为家”,对公司(老板)忠诚,并且不跳槽。同样地,有人尽力鼓吹学习日本人的管理作风,却又高喊“爸爸回家吃饭”。对于这种“一以贯之”的观念,表现出来就是“有情”故作“无情”。而在一般管理者,则为“怕情”而终止“断情”。他们害怕付出情,却要求得到情,只取不予,把情给断掉了。

管理者有情,员工也有情,彼此站在同等的位置,才能够相亲相爱而得其和,而“和”还是“万事成”的基础,为企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管理者能够发乎情而止乎礼,他就具备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理想人格。这样一切管理措施,自然会本着关怀、珍惜员工的情,尽量求其合理化,这就叫做“时中”。相反地,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宰,当怒而喜,当哀而乐,结果毫无忌惮,因而怕情、绝情,终止断了员工的情。管理的效果,当然是越来越差。有一天发现众叛亲离,已经是癌症末期,无可救药了。

我们常常骂人不近人情。不近人情的人,是大家所厌恶的。管理者一旦标榜自己不近人情,对于现代化的人性管理,也构成莫大的障碍。现代化的管理者,应该也是不愿自陷于不义的。

现代中国人,绝对不反对培养公德心,绝对不否认法的重要和守法的价值,我们反对情之恶,亦即由于私心、偏心、欺心、疑心所引发的不和之情。我们以公破私、以正破偏、以诚破欺、以信破疑。管理者“发而皆中节”,就不用“怕情”,便可能放心实施“情的管理”,真正达到人性化的境界。

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认为,“经理人应该将员工视同自己的子弟一般”的“关爱员工”的理念来运营,结果非常成功。真正具备有丰富管理实务经验的主管,都不违言对员工的关怀和珍惜才是重要的管理之道。而关怀与珍惜,就是真情的流露。

假若一个管理者,有本领让他的部属跟他一天,发生一天的感情,跟他三天,发生三天的感情,久而久之,彼此的情浓得化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请问跳槽的情况如何发生?三国时期,曹操曾经一再以高薪、高职劝诱关公,而关公未为所动,足以证明情谊重于利益。


曾仕强:话说“情”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中国管理者应该明白“合则留,不合则去”乃是人之常情,唯有动之以情,自然地留下部属,才是上策。事实上,管理者自己也是人,也有人情的需求,他同员工一样,需要被了解和同情。得到员工的谅解和拥戴,便是获得员工至情的表征。依据作用、反作用定律,不信任将引起更大的不信任,而爱则会唤起超乎其本身的爱。但是,爱如果让人觉得强迫领情,则将引起反感,产生极大的不悦,所以“诚”是“情”的基石。

管理者诚挚地关爱员工,使员工乐于尽心尽力,处处体谅管理阶层的苦衷,彼此以和为贵,企业安得不顺利发展?同仁哪有不互助合作的?

不必怕情,不用矫情,更不能绝情,因为管理本身就是扩情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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