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个人，在近代历史中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有人说他是“刽子手”、“屠夫”，被称之为“曾剃头”，亦被叫做满清走狗，屠杀汉人同胞千万，是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样的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是晚晴四大名臣之首，他的出现中兴了清王朝，让汉人统治阶层冒头，成为清帝国不可分割的中坚力量。
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在这我们就不讨论了，而今笔者就说说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早年曾国藩就师从于程朱理学大师唐鉴，因此曾国藩严于律己，克勤克俭，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用记日记的方式来时刻自省己身，在他的家中挂着一幅字“不做圣贤，便为禽兽”，初来看，还真是觉得曾国藩与众不同，在他看来人的归类，不是圣贤，那就必定是禽兽，由此可见他也是有些极端主义思想的。
话还要从他母亲去世，回家丁忧说起。那一年即是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第二年，因为起义军声势浩大，一时之间席卷全国，由此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当此时，清八旗军和绿营兵都腐朽非常，不堪一战，因此曾国藩就这样被推上了时代的前沿，被清廷命令办理团练。
就这样团练风风火火的办起来了，被称之为湘勇，在这期间，曾国藩在长沙的审案局中办理了不少的事情，在他雷厉风行且铁血无情下，制造了不少的杀戮，其中不可否认是有着一些冤案的，再加上插手地方事宜，曾国藩的刚强不屈从导致了他和湖南官场的不少嫌隙，巡抚骆秉章、提督鲍起豹等一大批人都被其有意无意间得罪，因此他也带着湘勇来到了衡州训练，时间不长，果真被曾国藩训练出了一支水陆和陆路并进的军队，一万人足以派上战场了。
可是在曾国藩率军攻打靖港一役中，他被太平军打的大败，甚至于投水自尽，好在被手下救起，之后无脸进入长沙，就在船上呆着，他的失败换来的是湖南上下官员对其嗤之以鼻，冷嘲热讽，除了左宗棠当面大骂他一顿外，其余人皆没去安慰走访他。
屡败屡战，这是对曾国藩湘军的真实写照，在185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岳州，收复武昌夺回汉阳，震惊了天下，当此时，曾国藩是一雪前耻，春风得意，他还尚未体会到人生当中的另一种道。
1855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总攻湘军水营于湖口，自此拉开了湘军坐困江西的局面，从1856年开始，曾国藩困于南昌，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局面，战场上的胜负因素是极为复杂的，不仅仅是军队战力还和粮饷也是息息相关的，而曾国藩因为只是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为此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在湖南时期与其说是尴尬，那么在江西几乎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了，因为从体制上来说，江西官场并不需要给曾国藩多大的面子，为此除了要时刻关注战场局势，曾国藩还需要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筹饷之上，为此他没有少想办法，如此一来就得罪了江西官场的人，双方几乎是势成水火，为此曾国藩用政治手段搞掉了江西一把手和二把手，可是接替的人也没有少给曾国藩使绊子，曾国藩可谓是进退维艰，左右为难啊。
恰好在1857年，这一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这给曾国藩撂挑子以极好的借口，在江西的处境实在太难了，为此他向皇帝要实权的奏折也发出去了，自己就带着两个弟弟回家了，曾国藩满以为皇帝会屈从，万万没有想到他将自己高估了，皇帝将他晾在了一边，整整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曾国藩是辗转反侧，痛苦至极，眼瞧着湘军中的不少将领都在战场上取得了功勋，得到了奖励，而他这个统帅却碌碌无为，你说他能不急吗？也就是在这一年中，曾国藩对自身好好的进行了反省，读了不少的书，总结了不少的过去的事情，终于他发现自己为人处世上有着极大的缺陷，他发现了原来在圣贤和禽兽之外还有第三种道，那就是中庸之道。
正所谓过刚易折，处世之道即是平衡之学，只有学会了处世之哲学，办起事来才不会一波三折，处处掣踵。果真在1858年曾国藩复出后，他先是主动拜访了湖南官场，上到巡抚，下到知县，他这种谦恭的姿态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做法，得到了湖南官场的拥护，而后他还缓解了和江西官场的纷纷扰扰，这是复出前后的鲜明对比，他也不再威胁式的要求皇帝给他督抚实权了，而是一心做好事情，自此之后，湘军虽在战场上一如既往的有胜有负，却是更加的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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