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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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任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写给宋神宗的《湖州谢表》中说了一些对新法不满的话，说他讽刺皇帝、包藏祸心。他们还从苏轼出版的诗集中挑出一些句子，上纲上线，甚至说苏轼本无才华，滥竽充数，考中进士不过是命好，请求皇帝把苏轼杀掉。

宋神宗下令将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抓捕，押往京师受审。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什么叫乌台？乌台是当时对御史台的旧称，因汉朝时御史府种了很多柏树，上面栖息了数千只乌鸦而得名，唐诗中经常用乌台指代御史台。那什么叫御史台呢？御史台是中国古代的官署名，秦汉时代就出现了，当时御史所居的官署称为御史府，又称兰台，南北朝时改称御史台，职责是监察官吏的不法行径，御史台的官员称为御史，虽然号称独立，只对皇帝负责，但权臣经常可以暗示御史弹劾自己看不惯的官员。

苏轼的案件，就是御史告发弹劾的，他后来被关到御史府的狱中，罪状主要是他的诗歌中有不满情绪。神宗皇帝虽然将苏轼下狱，但他究竟不是昏君，加上他欣赏苏轼的才华，命令对苏轼不许虐待，也不肯下决心杀苏轼，加之连当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都给神宗紧急上书，说哪有盛世杀才子的道理？于是在坐牢103天后，苏轼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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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个人比较有个性，他对王安石那一套改革方案本身就不看好，可他对旧党那帮人也有意见，所以干脆哪边也不站，自成一派。

他在湖州任职时，给皇帝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因为他亲眼所见新法实施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所以免不了在结尾处发了几句牢骚，意思是说:"我现在老了，和王安石那帮人也玩不到一块，就不跟着他们折腾了，这官我也不想当了，放我回家种地吧。"

宋朝检察院的那帮检察官们，正瞅苏东坡不顺眼呢，看到这几句话，心说，你这意思不是暗指王主任的改革是在瞎折腾吗，这下可找到借口收拾你了。

于是，这班检察官们又煞费苦心，从苏东坡以前写的诗词中又找出些疑似反对变法的诗句，连同他工作报告结尾那几句话，做为"罪证"，找宋神宗告状去了。

这套改革方案是王安石提出来的不假，可这也是经皇帝同意批准实行的，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不给皇帝面喽。那帮检察官早就盘算好了，这一告上去苏东坡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恰巧此时改革出了点问题，快进行不下去了，本来宋神宗还是挺器重苏东坡的，但看到他这些"罪状"，气儿不打一处来:"就算你不支持王主任的工作，不支持国家发展大计，总不能暗地里拔气门芯儿吧，真是太可恶了，必须严惩！"

于是，苏东坡就这样被抓了起来，连同他兄弟苏辙、好友司马光等七十多人都为此事牵连进来。

后经许多正直人士的多方营救，苏东坡在一百多天后被无罪释放，但此后他的人生起起伏伏，被流放得越来越远。

这就是所谓的"乌台诗案"！

至于为什么叫"乌台诗案"，不叫别的名字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接着往下看。

宋朝的检察官被称为御史，他们办公的地方当然不叫检察院，叫做御史台。

御史台的园中种了许多柏树，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此栖息，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御史台称作"乌台"。

因为这个案件是由这帮御史们密谋策划的，所以此案被称作"乌台诗案"。

另外，这个名称还有另一层意思:苏东坡被一群乌鸦给黑了！

这下明白了吧！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别致的※聆听※

这个事情具体细节比较复杂。化繁为简，简单说一下。其实就是一场文字狱。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被调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的上了一篇谢恩的折子：《湖州谢上表》，里面发了几句牢骚。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逮住机会，有歪曲了几首苏轼的诗。就把苏轼给告了。宋神宗很生气，就把苏东坡抓到了御史台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所以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最大的支持者是御史和宰相王珪。

这事情毕竟是抓了一个大文豪，写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从这些交代材料，又揪出了司马光，黄庭坚、苏浙等二十九位大名士。

一边是朝中重臣，一遍是享誉天下的大名士们，宋神宗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了，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另外，王安石变法，苏轼是反对的，在这个时候，王安石也为苏轼辩护，再加上太后也出面了。这种局面下，为了不违背祖制，不得罪天下的读书人。再加上宋神宗自己也喜欢苏轼的才华。于是，宋神宗做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法（见《宋史·苏轼传》）：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但是在这个地方只有官职，没啥实权，也不能离镜。

在这个职位上，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东坡居士的号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据说还在这里发明了东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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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一下 乌台诗案 是由苏轼的上表引起的。

当时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照例要上表谢恩。作为变法反对派，这位老兄在作《湖州谢上表》的时候，一时糊涂，结尾夹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台的御史们多是王安石招来的新进勇锐之人，看到此表，有人摘引其中"新进""生事"等语参了苏同志一本，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可是就凭这一两句话也不行啊。恰在这时苏轼的新诗集出版了。御史台的新人们发扬潜心钻研的精神，终于从他的几首诗找了突破口，具体的诗句不再赘述，总之给了他一个谤讪新政的罪名。于是逮捕，入狱，审问。

这些御史新人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多亏宋神宗还不算昏庸，当朝很多人替他求情，包括太皇太后曹氏、苏轼政敌退休宰相王安石，以及一些变法派大臣(仗义呀！)，最后神宗下令免除苏同志一死，给他安排了黄州团练副使一职，接受劳动改造去了。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苏轼是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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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解释下什么是乌台，乌台就是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监察机构。因为这个衙门内种了很多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苏东坡的这个案子，称为"乌台诗案"。

本来宋朝的是文人治国，文人相当自由，地位很高，基本没有什么文字狱的情况发生，但是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围绕变法，形成了两派的党争，这个党争尤为惨烈。而苏东坡在那个时候获罪，也是命运中的必然。一方面苏东坡没有站队，他既反对新法，也反对旧党，总之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另一方面，苏东坡就是个大嘴巴，什么都说，所以得罪了好些小人。所以小人们就睁大眼睛找苏东坡的错。机会终于来了！

苏东坡在湖州做官的时候，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是讲他在地方上的作为。最后有一句话，既是谦虚，也有些牢骚话在里面。话是这样说的：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这下子被人抓住了把柄，有人就告发苏东坡讽刺朝廷，还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反对新法！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还好太祖赵匡胤不允许后代杀文人，否则苏东坡早就被拉出去砍了！

苏东坡虽然大嘴巴，但也很害怕，在去京城的时候，甚至想跳河自杀。最后到了京城，被关押起来，一共关押了103天。

与儿子约定，只要儿子送鱼过来，那就说明自己的大限已至。一天，儿子有事临时委托了个朋友来送饭，朋友听说苏东坡喜吃鱼，特意弄了一条肥美的大鱼来，苏东坡一看，知道“死神来了”，幸亏苏东坡一贯神经大条，才没被吓死。此后他的人生起起伏伏，被流放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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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任湖州。依照惯例，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上奏朝廷，不外乎是些“为臣无甚政绩，感谢皇恩浩荡”之类的套话。坏就坏在，文人习性使然，他在表中不由自主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的“其”是指自己，他把自己和“新进”对比，说自己不“生事”，言外之意，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本来，这也就是漫无所指的两句牢骚话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生事”二字正是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这下可使御史台里的“新进”们恼羞成怒，他们当然要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借机打击异己。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单凭这两句话是告不倒苏轼的，不巧的是，他的一本新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在这时出版了。这些人认为机会来了，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对这本诗集潜心钻研了四个月，他从中找出了几首诗，然后上奏弹劾苏轼。

历来文字狱的方法无非是断章取义，然后上纲上线。舒亶说，苏轼的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钱；“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在讽刺兴水利；“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在讽刺盐禁……等等，不一而足。

接着，“新进”人物纷纷出面，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罗列了苏轼的许多罪行，声称苏轼无礼于朝廷，必须斩首。他们是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皇帝只同意拘捕苏轼，而且不允许在进京途中把他关入监狱。

此时，刊印苏轼诗集的好友王诜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派人给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使者也同时出发了，不过还是苏辙派的人先到了湖州，苏轼得知了消息。

苏轼毕竟只是一个文人，朝廷使者来到时，吓得不敢出来。手下的通判说，躲也不是办法，最好还是依礼迎接官差。苏轼这才定下了神，穿上官衣官靴，出来见了官差。苏轼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官差说道：“没有这么严重。”打开公文一看，只是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并传唤进京而已。

苏轼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在大哭。苏轼这时已恢复了常态，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宋真宗时候，从民间访求大儒，有人推荐了诗人杨朴。杨朴不愿意做官，但被迫来到了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然后苏轼对妻子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一首诗送我吗？”大家都破涕为笑，，心里也稍稍安定。

苏轼不知道自己会判什么罪，并且怕会牵连好多朋友，在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他都想跳水自杀。但又一想，跳了水，怕会给弟弟招来麻烦。

苏轼在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八月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在审讯中，出于无奈，苏轼陆续承认，自己的一些诗作是在批评新政。

虽然“罪名成立”，但凭这些罪名是不能判重刑的，于是御史台又找。他们曲解了苏轼的许多诗文，比如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里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句子，就诬告说“蛰龙”是在影射皇上，好在神宗并不糊涂，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苏轼遭受迫害，在狱中的日子非常难过。审讯者常常对他通宵辱骂，他不知生死命运，常常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无法见面，父子二人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判了死刑，就送鱼，以便早做准备。

有一天，苏迈出京去借钱，就托一个朋友代劳，却忘了告诉朋友约定之事。朋友送的饭里，偏巧有一条熏鱼。苏轼大吃一惊，以为凶多吉少，极度悲伤之下，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狱中寄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诗写完后，按照规矩，狱吏把它呈交给神宗皇帝。读到这两首绝命诗，神宗感动之余，也不禁被苏轼的才华所折服，他本就没有处死苏轼的想法，只是想借这个机会挫挫他的锐气。

这时，朝中的正直人士都在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就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他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流传了开来。

苏轼毕竟是苏轼，虽然这次案件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但并不能改变他的豪迈和洒脱。出狱不久，他就和着上面两首诗又写了《出狱次前韵二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这两首诗既抒发了出狱后的欣喜，也暗含着他对人格操守的坚持。他是因为写诗入狱的，他也知道“平生文字为吾累”，但刚出狱就又说“试拈诗笔已如神”，可见他精神的放旷，性格的倔强。汪师韩在《苏诗选评笺释》里说他：“诗狱甫解，又矜诗笔如神，殆是豪气未尽除。”第二首中的“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二句，他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及“贾昌少年斗鸡得宠”的典故，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虽福祸未知，但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性格操守，决不做阿世媚俗之徒。

万卷纵横眼欲枯

以言举人或因人废言的事情从古至今屡见不鲜，下面我们要聊的“乌台诗案”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话说当年大宋朝神宗赵顼继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为了振兴祖业，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改革，但也受到了以砸缸的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强烈反对，而苏轼就是司马光这伙的，因为在中央看王安石等人不爽，就请求皇上把自己外派到地方上工作。

一零七九年三月，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作《湖州谢上表》，并在其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结果被有心者大作文章，监察御史何正臣、李定等人认为苏轼字里行间都在影射朝廷，是对朝廷的大不敬。进而到处翻阅苏轼过去所做诗词，列举出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四个罪名，要求对其处于极刑。至此，苏轼于当年七月被捕，八月份移至御史台受审，被关押一百多天，后因王安石等人一致求情，且苏轼为当时文坛领袖，神宗即爱财也爱才，所以从轻发落，于第二年二月发配为黄州团练副使。至此，乌台诗案画上了句号，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只因院内松柏常有乌鸦聚集，被戏称乌台。

值得一提的是，在乌台诗案中，那些和苏轼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没有一个人去为苏轼求情，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为小人、奸邪的变法改革派却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

通过这次变故，苏轼的人生态度有了特别大的转变，由爱国趋向了爱民，把激进也慢慢磨成了豁达，以前是“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今朝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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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42岁的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照惯例，他写了一封上书，感谢圣上隆恩，只不过末尾，他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

“陛下体察到我又老又笨，估计跟不上那些朝廷新进的大臣的思路了，所以让我到地方上抚恤百姓发挥余热。”

本来这只是一种谦虚自嘲的表达，但在处心积虑挑你毛病的人眼里，这几句话问题可大了。

问题在哪儿呢，在“朝廷新进的大臣”这个说法。

众所周知，苏轼是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的，他所指的“新进大臣”的确有些暗讽王安石推行新政而招揽的一众支持者，而皇帝本人又赞成变法，你发如此牢骚，不就等同于讽刺皇上的英明决定吗？

因此很快就有御史以此为理由参了苏轼一本，认为他这几句话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一些宵小见有人带头有机可趁，群起而攻击苏轼，他们翻出苏轼新出版的诗集，拼命翻查、附会，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句子，作为苏轼“诋毁新法”的证据，比如有诗句提到海水，就说是不满皇上的水利新政，提到盐，就是不满皇上新的盐政，总之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

最后的结论是苏轼罪不可恕，必须斩首。

更可笑的是一旦置于攻击的目标上，苏轼在这些宵小的眼里似乎就变得一无是处了，甚至有人这样评论苏轼，说他“不学无术，名气靠吹，只不过是侥幸考中功名而已。”

几个月后，苏轼被押送进京，关入大牢，神宗亲自下令要仔细审查他的每一首诗，文字狱大兴。

在杀不杀苏轼的问题上，神宗犹豫不决，但越是犹豫，拖得越久，我们这位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越是在牢里吓得胆战心惊，几欲自杀，并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苏轼当然没有死，立国之初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对神宗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另外就是曹太后的规劝，以及众多仗义执言的大臣不断劝谏，有意思的是，帮苏轼说话的大臣里，很多都是他对立面的新法支持者，包括王安石本人，当然也包括他暗讽的“朝廷新进大臣”。

苏轼交代了数万字的认罪书，被贬往黄州作团练副使。

这一次生死劫对于苏轼的人生几乎是颠覆性的，他开始更寄情于天地的美景和市井的乐趣，精神世界也变得更为广阔豁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夜游赤壁、承天寺观水月、竹柏的苏轼，看到了研究怎么吃猪肉的苏轼（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也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乐天派形象。

东土大唐三俗和尚

在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期间，我们的主人公苏东坡，在上奏的折子中，有这么一段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翻译过来，大体意思是皇帝知道我笨，追不上时代，比不了那些主张变法的新人，但是觉得我不造谣生事，能治理百姓，所以对我不错。

这段话，其实是牢骚话，发泄了苏东坡对新法的不满。而王安石一派的御史很敏感，认为这事可不是大是非，于是联合弹劾苏东坡。

御史台俗称乌鸦台，乌台，此次因为一句话，一段打油诗，而引发的弹劾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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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听过，不太记得了。好像是苏轼为他同朝为官的好友求情触碰到了一些人的利益，后来他写了一首诗，然后被一些人用来搞“文字狱”陷害他，最后他就被贬了。（建议你去查一下，可以更清楚的^_^）

關鍵字: 苏轼 文化 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