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违纪违法干部不甘在党纪法规面前“束手就擒”，从而上演了各种奇葩“戏码”。
福建省龙岩市冠豸山机场管委会副主任、连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吴大东在面对组织审查时，伪造借条、虚假起诉，还大搞“沙盘推演”；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被人举报后，把行贿老板一个个叫过来“模拟对话”，同老板订立攻守同盟……违纪违法干部对抗组织调查的现象并不鲜见。部分干部在面对调查时，心里想的不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而是处心积虑加以对抗，作“垂死挣扎”。但事实证明，所有的“努力”不过徒劳，“挣扎”的结果也只有一个，就是使自己越陷越深，最后也越摔越重。
绞尽脑汁企图蒙混过关
“查我，你们要考虑后果！”江西省德兴市委原书记何金铭在接受调查时公然叫嚣，并联合他人一起销毁会计凭证，“退”回受贿赃款，态度之嚣张跋扈让人叹为观止。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员与利益相关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另一种则是给审查人员施加压力。
梳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违纪违法干部的通报发现，在这些“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党员干部当中，多数人指向“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比如，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斯鑫良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串供、转移赃款赃物越来越成为一些官员对抗组织调查的“标配”。不少腐败官员热衷于“造假”，企图消灭证据于“无形”，瞒天过海、蒙混过关。安徽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方克友，为掩盖多起违纪事实真相，与多人串通，编造虚假还款协议和催款、承诺还款手机短信，统一口径，对抗组织审查。
如果说与行贿对象联合实施“造假”还比较“低级”，那么对内部文件、资料进行造假则显得更为隐蔽。安徽省阜南县方集镇马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方跃武在面对组织调查时，就通过找镇党政办有关人员篡改镇党委会会议记录的方式，制造补偿款是经会议研究补偿给他的假象。方跃武自以为所作所为“天衣无缝”，但在调查人员的“火眼金睛”之下，终究掩盖不了自己违纪违法的事实。
为了对抗组织调查，防止事端败露，江西省赣南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黄林邦专门请了心理咨询师为妻子进行心理辅导；在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张国华面对贿款感到焦虑时，心理医生出身的妻子刘淑平不是对其耐心开导，劝其“回头”，而是通过一次次“心理辅导”，助其胆子越来越大，并且共同参与受贿，最终双双锒铛入狱。
据江西省纪委一位干部透露，有的官员在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试图找到漏洞“突围”；还有的在听到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还从办公桌上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天欲令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个别违纪违法干部大肆销毁证据材料，给“封口费”阻止他人揭发，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绞尽脑汁对抗组织调查。事实证明，这些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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