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左）与翁同龢
曾有人说，甲午之败，败在帝师翁同龢的手裡。如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的：
「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龢）也」。
说翁同龢要对甲午之败负责，原因有三：
一则他是帝师，其主战姿态大大影响了光绪皇帝；
二则他手下那帮不知兵而又好鼓噪的如张謇之流肆意造势，影响了决策；
其三是翁同龢掌管的户部有意牵制乃至阻碍了北洋水师的发展。
如《国乘备闻》中所记：甲午海战失败后，翁同龢奉命急赴天津询问对策。李鸿章见翁后怒目相视，半晌才说：
「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然兵舰果可恃乎？」
翁陪笑道：「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恨恨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龢听后，一时语塞。
从这个意义上说，户部下达的禁止外购军械令对北洋舰队大概是最为致命的。
从1889年开始，北洋舰队即停止购买新军舰，而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条新军舰的速度快速扩张，至甲午年时，日本舰队已经全面超越了北洋舰队，胜败已分矣。
也有人说，翁同龢阻扰北洋舰队的发展其实是与李鸿章有著私人恩怨有关。
原来，在剿灭太平军时，翁同龢长兄、安徽巡抚翁同书被曾国藩弹核「纵贼、失城」等大罪，结果翁同书褫职戍边，其父翁心存一气身亡。
而这一弹章，正是出自李鸿章的手笔。
由此，无论李鸿章搞海军还是修铁路，处处都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
《蜷庐随笔》中，王伯恭还记载了另一段亲历，说：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
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大陆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
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
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裡有胜利的希望呢？’
翁说:‘我正想让他上战场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是马，将来有整顿他的馀地！’」
如果王伯恭所记是实，则翁同龢之误国，实堪髮指也。
事实上，就算战败求和之后，翁同龢还逮著机会就坑李鸿章。如其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95年4月16日）的日记所记：
「见起二刻，书房俄顷，再到直房，辰正三散，极早也。……见李电，言廿（念）三日巳刻画押，限廿日在烟台换约，来请示。答以今日未及进呈，并明日请旨后再复，然巳刻不能到也。」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翁同龢当天最少两次见到光绪皇帝，其明知光绪一定会同意画押（也只能同意），但他却有意将李鸿章电报压下，非要等到次日早朝时再上报给光绪皇帝做最后定夺。
翁同龢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光绪正式同意画押的电旨在正式签约前到不了李鸿章的手裡。其中的伏笔，看似简单，实则大有深意。
试想，一边是强敌压迫，必须准时签约画押，否则另起事端，不但此前谈判成果毁于一旦，谁又能承担其后果？
另外，如事态变化要追究和约责任的话，如果李鸿章不候旨而先画押，同样难逃其咎。
如是，翁同龢对付李鸿章的如此手腕，恐怕只能用「用心歹毒」来形容了。
据其次日日记：「再到直房看电旨稿，巳初二刻散。……」可见其对此事是一直放在心上，而事后也证明，他的这点小计谋得逞了。
而在马关谈判的李鸿章这边，直到三月二十三日午刻才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电报：
「廿二午后始接到廿一亥电，不及进呈，须俟明早请旨发电，计巳刻断不能到。前旨既令定约画押，原系一事，应由尊处酌办。」
文末，电文还假惺惺地问了一句：「贵体是否已愈，并电复。养酉。」（养为二十二日，酉时为下午5至7点）
对此，李鸿章还能怎麽样，其事毕后回电：「正发电间，奉养酉电，敬悉。事已定，押已画，不及侯旨。」
这一切，正如翁同龢所料，毫厘不差。
如此，吴永也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一件事或许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中说：
李鸿章甲午年后失势，其门下宾客与下属为了个人前途而奔走他门，其中袁世凯竟跑到了自己的死对头翁同龢门下。
某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气的老主管并劝他暂时告假还乡，等到朝廷有难事了再次出山，以挽回昔日的声望。
孰料，李鸿章还没等袁世凯说完便厉声呵斥：
「停，停！慰亭，你是给翁叔平（即翁同龢）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出了缺，那他就可以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别人出缺让个位置给他，那与我无干……
但要想让我空个位置给他，这万万办不到！我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决不会无故请辞。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花言巧语，我是不会被愚弄的！」
如是，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死结至死未休，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而最令人发噱的是，这两个斗了一辈子的权臣，其死后却被人送了一幅合在一起的挽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饥！
如地下有知，恐怕李鸿章和翁同龢都会大摇其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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