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臺灣多個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下，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56歲的張仲謀任總裁。
彼時70歲的“臺灣經營之神”、臺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在政府的勸（qiang）說（po）下購買了一些臺積電股份，但他在能夠賣出的時候很快就把它們賣掉了。8年後，在半導體成為一個賺錢的產業後，78歲的王永慶不得不斥資約6億美元建立自己的高科技公司。
如今，半導體已成為臺灣經濟支柱，“三十而立”的臺積電更是成了支柱上的明珠、“鎮島之寶”：2016財年，臺積電營收（人民幣）為2087億元，淨利潤736億元；今年3月，其市值更是突破萬億人民幣，佔據臺灣股市總市值的20% —— 對比三星集團市值佔據韓國股市總市值的30%，便可知其在臺灣的地位。
但是，作為“真·臺灣之光”，臺積電不僅在島內遭到“限電危機”和“環團抗爭”兩大威脅；島外還有大陸在半導體產業的雄心，以及雄心背後的強大資金實力。壯年創業、幾乎憑藉一己之力把臺積電帶到世界前列、但已經86歲的張忠謀，能否抵禦來自大陸的挑戰？
壹
臺灣、韓國相互將對方視作自己在經濟領域最大競爭對手，從40多年前就開始了。
在韓國不惜一切代價發展工業技術激發下，臺灣“經濟部長”孫運璇仿效韓國的“科技研究院”，於1973年在新竹縣竹東鎮設立“工業技術研究院”。這是一個帶有官方色彩的民間研究機構，也是臺灣科技業發展的先驅。
建立工研院的提議，一開始是被臺灣“立法院”否決的；孫運璇視為核心產業、並意欲大力發展的半導體，也遭到多個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反對聲音認為：1、項目投資太大；2、質疑臺灣發展半導體的能力 —— “加拿大和英國都試過並失敗了，我們怎麼能夠成功？”
雖然一開始被否決掉，但經過孫運璇等人頑強的遊說，工研院終獲蔣經國支持，並於1973年通過。孫運璇為了保護這個新生機構，把工研院置於“經濟部”之下，並以四億新臺幣的資金創設了集成電路項目。
工研院成立之後，孫運璇和“財政部長”李國鼎一道積極招募人才。正是後者，招募到了通用儀器的CEO和前德州儀器芯片產品部部長張仲謀領導工研院，擔任政府與民營企業合資的臺灣聯華電子公司董事長。
除了招募人才，李國鼎還為解決臺積電的資金髮揮了關鍵作用。他先是說服政府開發基金投資一億美元到這家合資公司，然後同時邀請飛利浦公司投資27.5%的股份，島內公司投資24.2%股份，政府投資48.3%股份。
從1973年成立直到80年代末，工研院所有長期項目都是政府、而不是民營部門發起的。由於民營部門毫無興趣、民間投資空缺，政府就頂上了企業家這個角色，半導體項目的命運取決於關鍵官員的努力。
儘管整個產業發展由政府操辦，但由於擔心公有企業的低效，政府無意自己去經營；它又想向所有人開放這個產業，所以也不想把半導體產業全部交給民營大企業 —— 基於以上，政府有意鼓勵個人和小企業投資，重點招募海外留學或者工作過的年輕人回來，認為這樣可以最大限度發揮臺灣比較優勢。因為年輕的企業家熟知最前沿技術，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與美國公司有聯繫。
這個政策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
在半導體產業被證明有利可圖和具備良好發展前景之前，民企對其一直缺乏興趣。“經濟部”反覆勸說依然失敗，最後只得運用自己的“影響力”讓民營大企業認股。所以“經營之神”王永慶雖然認購了一些臺積電股份，但“在能夠賣出的時候很快就把它們賣掉了”。
貳
從1976年到1985年，國民黨政權同時在政治和經濟“戰場”上雙線作戰。
在政治戰線，自從1971年被驅逐出聯合國、以及隨後而來的一系列“外交挫敗”後，臺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這種孤立威脅到了國民黨政權在島內的權威。
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的建交，更是加重了這一危機。
在經濟戰線，第二次石油危機嚴重削弱了臺灣的競爭力。受衝擊最大的就是臺灣當時最大的支柱產業——石化產業，臺灣的石化產業受到來自價格更低廉的美國產品的激烈競爭。結果產品庫存急劇增加，許多工廠不得不減產，有些企業甚至停產。
此外，由於其他低工資國家和地區成為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地，臺灣工資水平不斷上漲，使得其逐漸失去了在勞工成本上的比較優勢。70年代後期，不斷惡化的政治與經濟形勢，也導致臺灣島內投資的停滯。
“雙線作戰”是兵家大忌，其沉重負荷直接威脅到了國民黨在島內統治的“合法性”。
之前源自外部的“合法性”——美國的軍事支持和外交承認，隨著中美建交而碎裂——所以這種“合法性”就被迫從外部轉向內部。加之臺灣當時權力正在從蔣介石向蔣經國轉移，後者需要擴大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併合法化他作為新領導人的地位。
兩者共振作用之下，蔣經國開始吸收臺灣本地年輕精英進入國民黨和政府的高層——在此之前，臺灣本地人是被排除在核心權力之外的；並開啟了“臺灣化”這個潘多拉魔盒。
蔣經國不理會國民黨內部反對，把年輕的臺灣籍認識提拔到重要崗位，增加“內閣”中臺灣籍人士數量，並任命一位臺灣人為省長。他親自挑選的、出生於臺灣新北市三芝鄉的李登輝，作為第一位臺灣籍的領導人，則進一步推進了“臺灣化”進程……
蔣經國也在努力改變自己的形象，試圖通過“臺灣化”轉變成一位平民政治領袖；在1987年甚至宣佈：“在臺灣生活了近40年後，我也是個臺灣人。”
自“臺灣化”開啟之後，臺灣就像著了魔一般陷入“藍綠”內鬥、愈發無暇顧及經濟；“綠”黨把“臺灣化”一路走到瞎，極善於製造和操控議題，操縱民意。但再也沒有像孫運璇和李國鼎這樣高瞻遠矚、能夠頂住政治壓力，抓住半導體產業風口的技術官僚。
相對於大陸近20年來在經濟領域翻天覆地的變化，臺灣沒有聽說過什麼新的企業和新的企業家。
只剩下小確幸，以及“用愛發電”的小清新。
叄
面對來自大陸的挑戰，張忠謀顯然有著充分的自信。他在2015年底直言臺積電不怕“紅色供應鏈”：就算“紅色供應鏈”崛起，要取代臺積電當下全球晶圓代工龍頭的地位，“至少也要十年以後”。
但把這個時間向前推27年，至1988年 —— 這是臺積電成立的第二年，也是其發生轉機的一年。英特爾CEO在這一年換成了安德魯·格魯夫，他和張忠謀私交甚好，並受邀到參觀臺積電。
此時臺積電的工廠只有3微米和2.5微米兩種生產工藝，年產能不到7000片六英寸晶圓，良品率也不高，整個公司以虧損狀態運行 —— 事實上，格魯夫在參觀完臺積電工廠後發現，其晶圓生產工藝比當時英特爾落後兩代半，而且產品有諸多缺陷。
但他最終還是決定將一部分訂單分派給臺積電。
張忠謀抓住了這個機會，並帶領團隊完成了這部分要求苛刻的訂單。英特爾的訂單作為一種高品質“認證”，讓臺積電的口碑在半導體圈擴散開來，並迎來越來越多訂單。
十年之後的1998年，臺積電又與英偉達達成戰略合作，拿到了後者所有的圖形加速顯卡訂單。
擁有英特爾、英偉達這兩個大客戶的認可， 臺積電隨著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而日漸壯大，並終成氣候：更多的大訂單、更多的營收，被張忠謀轉化為更多的產能和新技術研發，形成滾雪球式發展……至今年3月，臺積電市值甚至超過英特爾，成為半導體第一股。
臺積電由於張忠謀在美國積累的業內關係，第二年就拿到了英特爾的訂單，所以發展相較三星要順遂得多，並沒有自殺式反週期投資的三星式悲壯。
但張仲謀和李健熙一樣，除了對產業趨勢洞若觀火外，都有押注研發及逆勢擴張的瘋狂。
所以同理《摧毀亞洲四小龍支柱產業之韓國篇：在半導體領域 中國人將用三星模式擊垮韓國》，用三星模式一樣可以對付臺積電。而且出於各方面考慮，大陸更加渴求擊潰臺積電和臺灣的半導體產業，這不單單是產業升級需要。
半導體產業鏈可以大致分為前端設計（design），後端製造（mfg)，封裝測試(package)。臺灣目前只在後端製造領域對大陸保持壓制，前端設計和封裝測試都已被大陸追上——這距離大陸真正發力半導體、併成立千億基金，才3年。
雖然前路註定坎坷，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政策 + 資金 + 挖臺灣人才 + 三星模式 …… = 擊垮臺灣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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