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通快遞公司在媒體上承諾賠償，到現在也不能給我一個‘公道’？”中通快遞員性侵案過去將近一個月，受害人至今未收到任何實質性賠償，回憶起當時的遭遇，她痛哭流涕。
10月4日，在受害人寫給代理律師的一封信中表達了這種絕望的心情。對此，中通快遞迴應稱，在與受害人律師的溝通中，中通提出願意承擔因本次事件而發生的醫療費，並參照相關法院文件關於精神撫慰金標準的上限支付精神撫慰金，但受害方明確拒絕了這一方案，並提出了數百萬的賠償要求。
受害人代理律師則否認了中通快遞關於賠償金額的說法，表示之前談判中並未提及賠償價格的問題。
受害人寫信：想放棄，不想與中通有任何瓜葛
10月8日，中通快遞員性侵案受害者代理律師周兆成收到了一封信。
“看到信的時候特別難過，也感到非常憤怒，我想這個可憐的姑娘已經徹底絕望了。”周兆成第一時間把信的內容告訴了受害人母親，受害人母親感覺中通快遞一直未能兌現承諾，是在二次侮辱她。
成都晚報記者從律師周兆成處得到這封信的具體內容。
在信中，受害者講述了自己對性侵事件的想法，表示想放棄對這件事的追責，不願與中通快遞有任何瓜葛。回憶起當時的遭遇，受害者說快遞員在其身上留下了一生的恥辱，自己全身都是一道道淤青，“最後這個中通快遞說要給我‘免除快遞費’作為補償。”
“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被我遇到，為什麼我當時要叫中通快遞？”受害者說，現在自己失眠嚴重，不願與任何人交流，隨時都感覺有人會向自己撲來。
之前的9月25日，受害者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當時中通回應願意承擔因本次事件而發生的醫療費用和精神撫慰金，“如果（受害者）在生活工作上有什麼能幫助的，我們也會盡力”。
然而，從9月14日中通快遞員性侵案發生至今，受害者未得到任何實質性賠償。在信中，她寫到：為什麼中通快遞公司既然在媒體上道歉，承諾賠償，他們董事長也出來回應，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能夠給我一個“公道”？我不理解！
中通回應：受害方拒絕了我們的方案，並提出數百萬賠償
10月11日下午，成都晚報記者針對受害人信中提出的質疑（中通不履行承諾）採訪了中通快遞公司。
中通快遞迴複稱，對於受害方再次指責中通快遞不予賠償感到遺憾。中通快遞表示，事發後，中通快遞希望聯繫受害人母親商談賠償事宜，但一直被拒絕。後受害人母親委託律師與中通快遞商談賠償事宜。
“中通在和受害人律師溝通中，提出願意承擔因本次事件而發生的醫療費用，並參照相關法院文件關於精神撫慰金標準的上限支付精神撫慰金，但受害人方明確拒絕了我們提出的方案，並提出了數百萬元的賠償要求”。中通快遞稱，受害方反覆通過媒體指責中通沒有誠意，拒不賠償，這些指責與事實不符。
同時，中通快遞提到，在談判過程中，受害方提及家庭困難，難以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我們提出先幫助其支付當前的醫療費用，其他賠償可以再談，但也被拒絕”。
而受害人代理律師否認了中通快遞關於賠償金額的說法。“我和中通快遞還沒談到這一步，之前受害者家人跟我確認過（談判金額），我說我要能決定的話就好了。”
最後，中通快遞表示，鑑於雙方意見分歧過大，為了避免進一步加深各方的誤解，希望雙方通過法律途徑依法解決。
第三方律師：中通的處理方式可能會對企業造成負面影響
受害者在信中反覆提及欲放棄對中通的追責，那麼法律上是否允許受害者這樣做？放棄追責，中通公司就沒有責任了嗎？
重慶永和律師事務所張利娟律師認為，受害者能夠放棄的只是民事訴訟部分，在刑事部分並沒有訴權，所以也就沒有放棄訴訟一說。在刑事責任方面，快遞員的個人行為中通公司是沒有責任的，但民事責任方面中通應當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受害者想得到應有的賠償，可以選擇向快遞員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途徑，也可以向中通公司及快遞員通過單獨提出民事人身損害賠償訴訟。”談到能夠通過訴訟得到賠償金的時間，張律師表示，具體時間由案件的發展情況來決定，有可能雙方可以達成和解就會很快得到賠償。
對於中通快遞員性侵女客戶案件，張律師認為，從輿論報道看，中通的處理方式令公眾不太滿意。“這樣的事情會對企業造成負面影響，誠摯的道歉、及時的賠償和到位的整改方案才是公眾所能接受的。”
張律師說，如果中通公司所言受害者要求過高賠償屬實，則建議雙方本著將損害降到最低的原則，在法律規定的賠償基礎上進行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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