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聖五年（公元1027）包拯進士及第後，曾經被朝廷兩次授官，均因父母不願隨行而辭官盡孝，直到雙親病歿，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長知縣，時年38歲。
反腐反庸，無私無懼
包拯關懷民生，銳意改革，同時將遇到的問題和了解的情況，不論是否屬於自己的職責範圍，都如實向朝廷報告，並提出解決辦法，請皇帝“特降指揮”。在包拯看來，這是一個官員應盡的責任。
包拯留下的著作，除一篇家訓、幾首短詩外，就是多達185篇的奏議，其中有55篇奏議，竟彈劾本朝官員多達61人！這61人中，貪官汙吏首當其衝，犯一般錯誤和不稱職的“庸人”也不在少數。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皇親國戚如張堯佐、郭承祐、楊景宗等，均在被彈劾之列。一時間，“包彈”成為朝廷聞之色變的流行語。
深察民情，為民請命
包拯對仁宗寄予厚望，他希望仁宗“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重現“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的堯舜盛世。當時的現實卻是，北宋王朝進入中期，勵精圖治的精神逐漸消失，因循苟且、貪汙腐敗之風蔓延，官僚盤剝，農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無畏精神肅貪反庸的同時，又嘔心瀝血地為民請命，這類奏議佔到全部奏議的1/3。
其時，賦稅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難使人應付的是折變、支移以及頭子、倉耗。所謂“折變”，是將明文規定徵收的物品，按官府臨時需要摺合成現錢或其他物品交納。折來變去，官員們從中牟利，納稅人負擔加重。“支移”是將就地交納的稅糧移到其他地方交納。如果移地交納現金，官方還要索取“腳錢”。“頭子”與“倉耗”都是按賦稅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稅，只不過後者找一個“倉庫損耗”的名義，巧為立目而已。
同時，包拯發現淮南、江浙、荊湖等地同樣存在折變問題，其程度之嚴重不亞於陳州。他心急如焚，連續四奏免除江淮兩浙的折變，並由此推及“諸雜科率”，一再要求朝廷下令“權且停罷”。當時官府用物，均攤派給民間，雖雲購買，卻比市價低。這種強制性的臨時賦稅被叫做“科率”。包拯要求停罷或減輕苛捐雜稅，可謂解百姓於倒懸，據《宋史·劉摯傳》中記載，“民歡呼至泣下”。
清心直道，嚴於律己
包拯知端州時，曾賦《書端州郡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清心才能寡慾，進退不失其正，故謂“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蕩，是其“身謀”。包拯本來不以詩作著稱，但這首詩卻寫得正氣堂堂，風骨凜然，實可視做包拯立身處事的宣言書，也是其始終不渝的行動指南。
包拯服喪期滿，在京城聽候派遣官職。當時的官場上，拉關係、走後門的風氣甚盛，宰相呂夷簡的官邸更是門庭若市。包拯和呂夷簡有同鄉之誼，呂夷簡以為他一定會登門求見，卻久等不至，後來才知道，包拯到吏部報到後，就直接到天長當知縣去了，這讓呂夷簡很感了一陣意外。從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著這條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盡頭，共計25年。
包拯一貫服從朝廷的調遣，當年被視為蠻荒之地的端州（今廣東肇慶），他也甘願赴任，並做出了出色的政績。除長子病故，要求回鄉任職以便就近照顧家庭外，他從未向朝廷提出過任何個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摺，是對身為諫官而言不見採的抗議，不在此例。
幾十年間，除朝廷給予的俸祿外，包拯沒有多吃多佔過一分一釐。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產端硯，其前任均借進貢之機，貪汙多達數十倍於貢品之數的端硯據為私有，除個人享用之外還饋送權貴，大搞不正之風。包拯卻一改前規，下令制硯數量不得超過進貢之數，離任時“不持一硯歸”，從此成為載譽史林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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