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內在衝突問題，是金庸小說超過其他武俠小說而具有更加先進的思想主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3年，鄧小平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鏞（金庸）先生及其家屬
三聯生活週刊：查良鏞的《明報》社評、60年代開設的專欄“明窗小札”和武俠小說連載，三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連接？
陳墨：查良鏞是一個新聞人，同時是一個文學家，知道傳播中“耳語”的重要性。在我看來，他的社評是比較親切平實的，並非慷慨激昂。但比較而言，社評相當於大聲朗讀，人們聽到會注意，看起來更醒目。
“明窗小札”相當於耳語，用更親切更平實的視點和讀者交流，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是一種輕靈解暑的文風。讀者每天讀一點，不見得立竿見影，但效果會慢慢顯示。
“明窗小札”和社評跟金庸武俠小說的關係，可以說一個在小說的上方，一個在小說的下方，三者形成一個三角的關係，是循環的、互相的影響。社評在 上方，用直接明白的言語方式談論社會焦點問題，而“明窗小札”是講情多於理。社評對人的影響大，對小說的視野影響也比較大，而小說對人性的關注又會影響到他的立場和言論的聲調。
懂得人性的作者和不懂得人性只懂得事件的作者是不同的。社會的分工、現代學業的分科，往往把社會現象、國際政治這些事件性的研究和對人性的洞察和了解，分隔成湯恩比所說的“密封艙”，這個艙不瞭解那個艙，但是實際上人類的行為和活動是一個整體。人類的政治行為和社會事件都是人的思維和行為，是人性造成的，這是一個複雜現象。
金庸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既有新聞眼又有藝術眼，新聞眼能有更大的視野，關注更大的範圍當中發生的國際和社會事件。藝術眼是他能看到這些事件背後人性的動機和根源。他又懂得讀者習慣什麼樣的腔調、言論方式和話題。所以在話題、聲調、言語和形式的選擇上，他比別人確實更有長處。作為小說家的藝術眼更方便於他的新聞眼的傳播效果。金庸的視野非常開闊，有時候在這裡栽一朵花，那裡摘一片葉，再到別處看一棵樹。
三聯生活週刊：金庸在60年代連載的武俠小說，如《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等，與他當時社評的思想有什麼聯繫？
陳墨：金庸立場的改變有兩個重要時間點。一個是1959年，離開《大公報》和長城公司，創辦《明報》，選擇了一個更艱難但是更符合他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的立場，一個獨立和中立的立場。左派也罵他，右派也罵他。這對一個報人和作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次選擇。另一個是1962年，內地大規模的劇烈的社會變革，大量的居民奔赴香港。一系列的事件對香港人產生了影響和震盪。金庸開始思考內地激進的社會變革為何會導致那樣一個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明報》在這一時期開始受到更多讀者關注。這些事情讓金庸開始思索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金庸是香港居民當中較早明確這種意識的一批人。當時香港人身份是存在於英國和中國兩大傳統國家之間的一個特殊的身份，香港人在兩種強大力量的當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場。1962年，金庸先生其實開始思索這些問題。因為政治的國家邊界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自古以來就如此，但是實際上，現代社會有很多的事務，包括跨國公司、科學組織、非政府組織，都是在打破國家邊界，形成一個後現代或者說現代後的體制。所以金庸思考這些問題是他本人的迫切需求，同時也是作為一個報人、新聞人的迫切需求，他必須對這些現象做出他自己的洞察和解釋，才有話可說，有社評可寫。
這個立場在他的小說當中是有互動的，我曾經開玩笑說，喬峰、蕭峰身份認同的變化，是從漢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轉向了國際主義、和平主義。這個立場的轉變，在小說寫作和《明報》社評的時間上是同步的、互相影響的。
三聯生活週刊：能否具體說說在《天龍八部》中，“喬峰還是蕭峰”的身份認同問題。
陳墨：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此前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都毫無疑問地站在漢族人的立場來書寫愛國情懷，所有的中國讀者都充分認同。到了《天龍八部》，寫蕭峰這樣的人，他的血緣身份和文化身份不匹配，要哪個身份？產生衝突的時候，就迫使他來思考和取捨。
在開始討論《天龍八部》的時候，我也一直在思索原因。近些年，完成了我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證的後半部分。看到了金庸社評、“明窗小札”，我才找到了源頭。
喬峰的生物身份是契丹人，但是文化身份是漢人。因為他完全在漢文化的哺育下成長起來，他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完全是漢化了的。他對漢人的太祖長拳的熟悉程度，超過了很多漢人本身，而且他甚至是用太祖長拳來應對少林拳，少林拳是達摩祖師從異域傳來的，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式的身份衝突的場景，一個象徵性的場景。
而喬峰的身份認同問題，源於金庸先生對於香港人的這種本地身份，即第三種身份的認同，在本身作為中國公民同時在英國文化影響的兩種勢力中，逐漸取了第三種選擇，就是香港本土認同的立場和概念，是超越國家邊界的一種概念。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樣是非常先進的理念，一直影響到今天，還會影響到未來。並不是說否定了國家和政治的維度，而是多了一個本地身份認同的維度。這樣就非常重要了，提高了認知複雜度，使香港人的生存達到了一個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自我認同的效果。當然，他的底盤是從來沒變過的，文化知識影響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一個方面，不可能影響他的整體。
三聯生活週刊：《天龍八部》中其他人物角色的身份危機如何存在？
陳墨：三大主人公都有認同危機，但是維度不一樣。虛竹是少林和尚和靈鷲宮宮主，自己的信仰和江湖領袖身份實際上始終處於自我衝突當中。段譽有點像釋迦牟尼出家前的經歷，他作為一個王子的政治人物的身份和自身性格也有衝突，所以不斷地離家出走來平衡自己身份的內在衝突。虛竹不斷想回少林寺而回不去，段譽則總是想出來。段譽回到皇宮當中，和虛竹不回少林寺，其實是一樣的，堅持內心的慈悲，立足於江湖，立足於皇宮，其實都可以，是《天龍八部》找到的一個方案。
在因緣果報、怨念這樣一個代際傳承的網絡當中，唯獨蕭峰、段譽和虛竹這三個人，能夠以自己的慈悲心，對天下蒼生，超越民族，超越種族，超越國界，超越政治，以普世的慈悲心理，超脫出人與人之間的怨念之網，這是《天龍八部》最偉大的主題，這個主題是小說所獨有的，根源是身份的危機。身份的內在衝突問題，是金庸小說超過其他武俠小說而具有更加先進的思想主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和葉二孃是一對情人，最後玄慈承認了，又懲罰自己，又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這個角色大大提升了人性的複雜性。這在別人的小說中是不可能出現的。作者認知的複雜度大大提升以後，《天龍八部》就變成了複雜精微的人性和社會的兩層建構。這個建構在《倚天屠龍記》當中也有實現。
三聯生活週刊：在《倚天屠龍記》當中，張無忌的身份有幾種層次？
陳墨：張無忌的父親是正派陣營的佼佼者，母親是邪派陣營的佼佼者。同樣也是蕭峰式的身份認同問題，迴歸父系系統武當派，還是迴歸母系系統明教的天陰教呢？這個跟《天龍八部》的衝突是一樣的，只不過是換了一種，從道德立場的內在衝突來寫張無忌的故事。張無忌的選擇是超脫自由的立場，按照具體的行為和事實來評判是非對錯，而不是按照派別和象徵物的立場。這個在武俠小說史上也是一個重大的飛躍。因為武俠小說史講究好壞分明，是成人的童話，童話一定是好壞善惡分明的，而在《倚天屠龍記》中，明教當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而武當派中的宋遠橋的兒子宋青書，就是因為個人的慾望，導致心理的扭曲、行為的不軌，變成了一個可悲的人物。
張無忌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他的第一重超脫，是讓明教和六大門派化干戈為玉帛，共同對付蒙古異族的入侵，這種民族的立場比江湖的正邪立場層次更高。金庸先生了不起的一點，就是讓張無忌完成了第二次超脫。是什麼呢？張無忌跟蒙古郡主趙敏之間的戀情，趙敏為了愛他可以不惜跟家庭決裂，跟她爹和哥哥鬧翻，不惜拋棄她所有的這樣一個珍貴的身份和物質利益享受，願意跟他去流浪，是一個可愛的形象，所以並非所有的蒙古人都是壞人。而漢族姑娘周芷若一心一意做的那些事情讓張無忌無法認同。漢族姑娘和蒙古族姑娘之間，他認同蒙古族姑娘。這是另一種超脫，蒙古侵略者和漢族人的矛盾是一回事，而蒙古人的個體和漢人個體的愛情、友情、互相瞭解、關心是另外一回事，從群體的立場又超脫到個體的立場，那就是真正的文學的立場，也是一個新的文化思想的立場。
彼時香港處於多重勢力之間，中國的文化淵源和英國的政治統治之間，大陸的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臺灣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中間，這樣一個衝突，形成多重的身份焦慮和自我認同的困境。張無忌就是這樣困境的一種化身。
三聯生活週刊：金庸的武俠小說和社評的互讀，在文學性上有什麼體現？
陳墨：還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他知識的豐富和淵博。另外一方面，關懷的焦點的變化，層次的提升，使他的情懷不斷在拓展。因為他從民族主義到和平主義，從愛國主義到國際主義，然後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到最後從一個武俠世界的建構者變成了武俠世界的解構者，像《鹿鼎記》就是一種解構，其中的遊戲態度把武俠小說的邊界擴展了幾十公里，同時憂患和思慮的邊界，也延伸了幾十公里，其憂患意識有點像魯迅的《阿Q正傳》，但它比《阿Q正傳》更豐富，是一部偉大的書。
金庸對人性的目標的不斷追尋，不僅有利於他的小說創作，而且使他的小說從一個類型化的普通水準提升到真正文學化的較高的水準。他對個性和個人的不斷思索和探討，不同身份的設置，而後體現出來的行為價值和背後的文化價值，使他的思考超脫了武俠小說的類型而伸到了文學之中。
（陳墨：金庸武俠小說研究著名學者，著有《陳墨評金庸系列》等。現為中國電影資料館研究員，從事中國電影史、口述歷史研究，出版相關學術著作近20本）
“明窗小札”和“徐慧之”
1962年12月，查良鏞在報上開設“明窗小札”專欄，評析當時國際重大新聞和形勢，作者名為“徐慧之”，作為一個窗口，觀察歐洲、美國、蘇聯等等國外的世界。“徐慧之”是一個報館編輯的角色，他的文中也偶有提到“金庸兄”。
事實上，除了報館的少數人之外，大部分讀者當時並不知道，“徐慧之”就是查良鏞本人。專欄結束後，“徐慧之”這個名字也漸漸被人遺忘。近年，“明窗小札”結集成書重新面世（目前出版至1965年）。原來是金庸囑託其文學助手李以建收集資料後，陸續編輯出版。
李以建告訴本刊，“明窗小札”的文章，“主要來源於翻譯國外的報紙和雜誌內容。當時通信還很不發達，《明報》也還是小報，沒有錢訂閱那麼多的傳真和電報，因為電訊非常貴，香港再大的報紙都沒錢訂閱那麼多的電訊。所以通過這種方式打開一個窗口。金庸先生的英文非常好，‘明窗小札’引述一些新聞，但也並非純粹新聞報道，會寫一些小小的評論，一部分評論是翻譯引進的別人的觀點”。
對於大部分金庸的武俠小說迷來說，這些散文式的隨筆文章是他們鮮少看到的查良鏞的另一面。
“明窗小札”專欄一直持續到1968年10月，除了1967年中斷數月，其餘時間幾乎是每天寫一篇。為什麼取筆名為“徐慧之”呢？金庸研究學者陳墨認為，初期《明報》尚處於小報時期，投稿量不大，入查良鏞法眼的也不多，所以需要不同的筆名，讓讀者感到是不同的作者。至於“徐慧之”三個字的意思，陳墨說到他的推測：“從字面上看，可理解為‘慢慢地瞭解和懂得’，‘慧’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知會’。另一方面，‘徐’是金庸先生母親的姓氏，她是徐志摩的姑姑，我猜跟對母親的紀念也有關係，母子有非常深的感情。當然，這些都是一種推測，我沒有研究過，也沒有求證過查先生本人。”
李以建1994年才到查良鏞身邊工作，其時金庸已經從《明報》退休，但他從其他同事和友人處瞭解到金庸當年辦報和寫作的狀態：“他白天管理報社，處理各種事情，應酬見客。晚上七八點以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來，保持一個人的安靜，開始寫作。寫到大概半夜兩三點。當時鉛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在門口等，拿到後即去排版。金庸先生往往要看完大樣，等到報紙出街，即報紙派發運送給各個報攤點，早上五點多才下班回家，休息到中午。他長期習慣如此。”
“明窗小札”以精煉簡潔的編譯為主，綜合評析國際時事政局；而《明報》社評則直接曉暢地發表觀點。有研究者認為，金庸武俠小說的連載是《明報》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在李以建看來，這只是說對了一半，他認為，真正令《明報》從小報跨入大報行列，成為香港媒體中佼佼者的，還有其獨特鮮明的時政評論。李以建評價道：“金庸撰寫社評的時間絲毫不比其創作和修訂小說的時間短，其篇幅之眾、字數之多，在數量上甚至超過小說。其蘊含的深刻內涵和宣揚的鮮明主張，以及體現出的對世界的洞察、對歷史的思考和對人性的把握，堪與小說媲美。”
據張圭陽的《金庸與報業》記載，從1959年《明報》創刊到1992年控股權轉移，其間的33年，查良鏞自己執筆撰寫的社評至少有7000多篇。他認為，在香港報業史上，查良鏞的社評繼1874年著名報人王韜在《循環日報》上的社評後，再次產生了重要影響力。而王韜在1874～1884的筆政10年，發表的社評也才901篇。《明報》社評的內容涉及大陸、香港、臺灣、華僑、蘇聯及共產主義，乃至國際熱點。
關於查良鏞寫社評的狀態，張圭陽還在書中記載了一個既有趣又無奈的當時工作場景：“查良鏞寫社評，寫得極慢，文稿很少修改，顯示在落筆前已有充分醞釀的腹稿。許多時候，到了凌晨一時許二時，過了截稿時間，查良鏞還沒有把社評交出來，唯一敢敲打查社長大門追稿的，就是字房副領班翁榮芝。翁公敲門，大喊‘你的腸粉寫好未？’原來稿件去到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發給工友執鉛字，活像剪腸粉一樣，翁公追稿，直喊稿件為腸粉。說也奇怪，查良鏞一聽翁公喊起腸粉敲起門，文思馬上便敏銳起來。”
香港學者蔡元豐曾跟金庸有過幾面之緣。在20世紀末的第一屆國際金庸研討會期間，蔡元豐開車陪金庸夫婦到落基山遊玩。在用餐的時候，蔡元豐拿出了一本明報社評選《香港的前途》，請金庸先生簽名。他跟本刊記者回憶當時金庸的反應：“當時他很驚訝，說從來沒有人讓他籤這本書。於是他在書上寫了‘查良鏞’三個字。查先生有點高興，大概是因為我不僅注意到他的武俠小說，還注意到了他的社評，並且跟他談了武俠小說跟社評的關係。”蔡元豐還記得，當時他聊到了許鞍華對金庸《書劍恩仇錄》的改編，金庸搖著頭笑說，這不算什麼，王家衛《東邪西毒》才是扯得最遠的。
在李以建看來：“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浮現在海岸上冰山的雄偉壯麗一角，那麼，金庸的社評等創作則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堅實厚重的部分，二者是無法分割的一體，共同構成了金庸獨特的話語世界。”（文/傅婷婷）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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