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王冲冲撰文
10月30日晚，金庸先生于香港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
从《大公报》到创立《明报》，从飞雪连天到笑书神侠，金庸坚持在政治变迁和文学的保持不变中，屹立不倒。
就像张无忌和小昭被困山洞，生死未卜时，小昭轻轻唱的歌：“到头这身，难逃那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1962年，金庸坚持《明报》报道五月逃港潮，与香港五大报纸论战，被威胁暗杀。
前一年，《鸳鸯刀》问世。金庸用调侃的，脸谱化的讽刺幽默，结束了郭靖、袁承志们坚定不移的英雄史诗年代，就此开启了岳不群、韦小宝们怀疑色彩的、世界观更加复杂的后半段。
80年代起，金庸在两岸三地的政治间游刃有余，有人称他是“马基雅维利式知识分子”。2000年，他写道：“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没有人知道那些悲伤，也没人知道他临走时是否释怀。就像《天龙八部》结尾，段誉看着慕容复想：“各有各的缘法，安知他自己不是平安喜乐。如今他去了，也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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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2日，《明报》头版大横幅报道逃港潮，这是香港报纸第一次整版报道五月逃港事件。
当年，一江之隔的大陆跃进失败，沿海饥民开始逃往香港。但欧洲的左翼风暴早已吹到香港，许多报纸全面左转，对逃港消息一概沉默。
从4月起，《明报》记者开始抱怨，逃港这么大的消息，为什么不登？编辑问金庸，稿件能否刊登？
后来金庸回忆其做出刊登的决定时，“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5月15日，《梧桐山上惨绝人寰》特写：“许多渡来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右侧社论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写道：“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金庸的刊发决定，让《明报》在逃港潮报道中一枝独秀。经此一役，《明报》一时洛阳纸贵。
金庸知道带头报道逃港潮的政治风险，但依然站在了解救同胞苦难的一边。
这是金庸小说中悲悯情怀在他办报生涯里的写照。明教的歌里唱道：“怜我世人，忧患实多。”他也曾借丘处机的诗说：“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
金庸在逃港潮的风口浪尖毅然决定报道，仿佛是他写武侠7年来，从《书剑恩仇录》到《白马啸西风》，郭靖、袁承志、陈家洛等热血男儿，于国家危难之际，抛开武林争霸、抢夺秘笈，坚定地选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如同《神雕侠侣》里，蒙古大军兵临城下，郭靖手执长剑，在城头督师。眼见半爿天步满红霞，城下敌军飞驰，箭羽来去。1962年5月，《明报》或是许会如襄阳城破，金庸也未知前路如何。
所幸的是，金庸的那一战，襄阳城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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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明报》发表系列社论，引来香港五大左派报纸围攻《明报》。金庸好似光明顶上的张无忌，聚贤庄里的乔峰。
1967年，香港极左分子将金庸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离港避祸。
同年，金庸开始创作带有政治隐喻的《笑傲江湖》。左冷禅、岳不群、任我行身上，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金庸在社评里抨击“跋扈林彪、江青算老几”时，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亦有肯定和同情。他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
《倚天屠龙记》中，当张翠山惴惴于不告而娶“魔教”女子殷素素时，张三丰道：“翠山，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江北的政治斗争让金庸对权力和欲望变得反感。郭靖拒绝了成吉思汗的封赏，成了舍身赴义的巨侠；张无忌和令狐冲逃离权力中心，成为了追求自由的隐士；就连康熙也摇头道：“唉，做皇帝嘛，那也难得很。”
金庸后在其著的第一部历史人物评传《袁崇焕评传》中写道：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这部短短的后记写于1956年。此时，他已离开大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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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鹿鼎记》完稿，金庸封笔。
17年来，他亲手开创了一个浩瀚雄奇的武侠世界。忽然间，他写了韦小宝这么一个狡猾、无赖、好色、滑稽的小流氓，以及他的不朽历史。就好像一个骑士小说家创造了骑士小说传统，然后用一个堂吉诃德，推翻了自己设定的世界。
书中，陈近南、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反清复明的遗老，秉持民族信念，逆天而行，悲壮而执着。韦小宝问他们：明朝皇帝好不好？有没有康熙好？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反清复明？他又回去问他妈妈，自己爹爹究竟是哪个族，他妈妈也说不清。
这种黑色幽默，其实是金庸给出的另一个答案，更油滑，但可能更现实。
最后，陈近南死了，但也许是唯一合理的结局。至此，黑白分明的侠的时代也就结束了。韦小宝和康熙属于后一个，更现实更聪明的时代。
80年代起，香港开始有人称金庸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
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两岸三地游刃有余。他多次对《明报》记者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大陆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1995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但他一直否认自己从政。他称，自己是为了“报恩”。香港人待他极好，除了写小说办报外，还应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
而在此前的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他返港后发表谈话，隐含着对大陆政权由衷的认同感。他坦称对邓小平“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
有人对此评论：数十年来，读金庸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但金庸本人却认为：“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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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金庸在《明报》社论中，对中国政府与邻国领土问题态度一向强硬。例如1960年初，中国与缅甸谈判领土问题时，他在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外交策略而过分让步。属于中国的疆土一寸也不能退让。”
此时的他仿佛是郭靖时代抗原抗金的襄阳城义士，袁承志时代驻扎长城抗清的侠客。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新的平衡。即使他在香港接触了西方流行文化，但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齐治平”情怀。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家世系浙江海宁查氏，康熙二十七年翰林院庶吉士查升的后代。浙江海宁带来的远不止士大夫精神。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钱塘江大潮“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
他笔下的江南，湖山烟云、迷离飘渺。《射雕英雄传》中，黄蓉指着那渔舟道：“烟波浩淼，一竿独钓，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郭靖放眼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只有极其熟悉太湖一带风光，并且热爱这一意境的人，才有这样饱含深情的笔触。
金庸在小说里展现的深远的家世感，从基因和回忆里摄取了江南的风物和美学意象，又顺着它们触摸到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风骨。
2000年，金庸自传性散文《月云》发表。离他“封笔退出江湖”过去整整30年。
万字左右的故事讲述了小名叫宜官的金庸，幼时和一个叫月云的小丫环交往的故事。少爷宜官和陪嫁丫头月云淡淡的暧昧，始于宜官把自己的糖年糕给她吃。后来，他给她讲故事听，她却听不懂。日本人占领家乡后，全家散了，宜官再没有见过月云。
金庸在《月云》结尾写道：“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珠时哭得更加伤心。”
“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没有人知道，金庸临走时，想起的是《明报》时的铿锵岁月，还是武侠世界里的快意人生。
或许，他的思绪又一次追溯到海宁的袁花镇，宜官把糖年糕放在月云手里，对她说：“烫的，慢慢吃，吃了还有。”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知乎@张佳玮、《金庸：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1962：进击的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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