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丹泓
韓國影片《素媛》劇照
目前，依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越來越多被搬上銀幕，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會弊病，揭露了社會黑暗面。在韓國，此類影片叫做FACTION（FACT+FICTION）——以現實為基礎的杜撰電影。比如韓國影片《素媛》，又比如講述總統暗殺事件的《26年》、以首爾發巖橋爆炸事件為原型的陰謀論電影《白鯨》。國內來說，比如曾經熱映的陳可辛導演的《親愛的》。
這些影片與傳記類電影不同，它們或通過戲說小人物身上發生的故事來展現特定的時代背景，或根據社會新聞熱點改編，展示社會現狀，揭露社會問題，甚至推動問題的關注與解決。此類影片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色彩，回顧歷史，立足當下，風格往往偏紀實，引人思考。因為故事真實接地氣，可觀性強，票房也表現不俗，同時又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可謂藝術與商業的完美結合。
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片歷史概述
生活是藝術的源泉，而電影始於紀錄。電影作為“第七藝術”,其最大限度貼近、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天然影像屬性,使其能“使用天地萬物與時光推移所賦予的材料,將之顯現於我們格物觀事、修養生息的空間”。
美國電影《當幸福來敲門》劇照
在世界各國的電影發展史中，取材於真實事件的電影並不少見，很多經典的電影或者大片都來自於對真實事件的改編。如美國拍攝的災難片《阿波羅13號》，就是取材於一次登月飛行的失敗，歌頌了宇航員不畏艱難的英雄奉獻精神。早在1931年，德國就上映了經典作品《M就是兇手》，作為無聲電影和有聲電影的銜接替換代表作之一,同樣取材自真實案件。而美國在1942年上映的《公民凱恩》，內涵非常深刻，是電影史上又一部經典之作，被影評人贊為電影史上的里程碑。還有，反應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羅馬十一時》拍攝於1951年，是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品。1968年的《邦尼與克萊德》和1969年的《焦點新聞》分別作為好萊塢電影和政治電影的先行者登上舞臺。另外幾部作品《刺殺肯尼迪》《當幸福來敲門》等也分別作為歷史事件的記錄影像和自傳題材電影被搬上銀幕，反應了現實與電影的完美結合。1991年，針對散落在荒郊野外一部廢棄車廂的屍體，根據調查記錄改編拍攝了《荒野生存》。越來越多的電影開始與現實主義緊密聯結，到現實生活中找靈感。源自美國的政治醜聞事件也通過電影《水門事件》為觀眾所熟悉。1936年日本發生的“阿部定事件”，經過歷史的輾轉變遷，在1976年被拍攝成《感官王國》，講述了一場性愛的末日狂歡，曾引起很大爭議。
1942年上映的美國電影《公民凱恩》
隨著傳媒和電影產業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把目光投向社會生活，取材真實事件。新聞、報紙、電視、網絡的發展，讓信息傳播範圍擴大、傳播速度提升，為電影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素材和再創作的可能性。
好萊塢雖素有“夢幻工廠”之稱，自誕生以來就被商業娛樂氣息重重包圍，卻也先後掀起了“四次現實主義浪潮”。好萊塢創作並拍攝的大量取材於真人真事的社會現實片、戰爭片、犯罪片、傳記片等等，也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犯罪片／警匪片這一類型上的創作表現。美國社會暴力血腥事件層出不窮，搶劫、殺人、盜竊、販毒、黑幫團伙火拼以及青少年犯罪等社會犯罪為社會問題片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十幾年來，較有影響的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在 “好萊塢出品”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比如《忠奸人》（1997）、《44分鐘》（2003）、《大象》（2003）、《狼溪》（2005）、《芳心謀殺案》（2006）、《阿爾法狗》（2006）、《黑色大麗花》（2006）、《十二宮》（2007）、《美國田園下的罪惡》（2007）等。這些影片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少曾經轟動一時的社會要案，同時對當下社會起到一種觀照和警示作用，而這也正是社會問題片的意義所在。
依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韓國社會問題片，不僅票房上有不錯的斬獲，也藉此帶動了韓國電影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比如2003年上映的韓國經典影片《殺人回憶》，即是根據韓國三大未破解的真實奇案之一改編而成；2011年的《熔爐》以2000年至2004年間發生於光州一所聾啞人學校的性暴力事件為藍本，上映後推動了韓國“熔爐法”的設立；還有以“釜林事件”為原型的《辯護人》（2013）等等。
2003年上映的韓國經典影片《殺人回憶》
中國電影萌芽於19世紀20年代。第一部長故事片，拍攝於1921年的電影《閻瑞生》就取材於一個轟動民間的真實新聞事件：1920年上海洋行買辦惡少閻瑞生，圖財害命勒斃了風月場上的“花國總統”。這次事件戲劇性強，情節曲折，觀賞性強，因此，影片沒有做過多改動，基本上保持了生活原貌。上映之後，獲得了不錯的市場反響和關注度。儘管這是一個看上去還不錯的開端，但當時動盪的社會環境和風行的商業氣息使電影的娛樂性仍舊被作為“主角”推向前臺。《閻瑞生》這類現實性強的作品即使有不錯的回饋，卻也未得到足夠重視，加之當時新聞媒體的報導面和傳播效果也十分有限,電影創作者基本沒有從真實事件中汲取到足以令一類影片茁壯發展的傳播元素。
日本侵華戰爭在19世紀三十年代爆發，民族仇恨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作為無產階級代表的左翼電影逐漸佔領銀幕。和以往不結合生活實際只宣揚俠義精神的電影不同，它宣導的是反映社會時代精神和現實主義創作，出現了一批象《神女》《狂流》這樣的力作，反映了社會底層人的命運波折和悲慘境遇，強調調動起人們的反抗精神，具有較強的社會使命感，可視為中國電影“社會問題片”的雛形。從1930年代的苦難現實主義開始，經1940年代的批判現實主義，1950-1960年代的浪漫現實主義，到1970年代現實主義暫時中斷，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大都還處於一個“教化與載道的色彩濃於批判，對國家民族關懷的反思色彩多於對個體生命的關懷，宏觀的社會歷史敘事多於微觀的當下人生敘事，堅守恩格斯宣導的典型論，並以此來衡量現實主義的水準”的階段。動盪的社會環境影響、民族獨立復興的迫切需要，很多時候中國電影基本都是被納入政治範疇，並具有作為“道具”對意識形態進行宣傳的傳統，針對人性化的表述和個體生命的關注還是少之甚少。傳統觀念沒有被打破，藝術又流於與政治掛鉤，加之又受故事題材、政治審查制度等各方面因素限制，在很長一段時間的電影創作中，取材於現實生活的社會問題片發展阻滯不前，未成氣候。
陳可辛導演作品《親愛的》
2004年，《可可西里》上映，導演陸川“一炮打響”，獲得了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這部影片正是改編自《南方週末》的一篇新聞報導——《誰來保衛可可西里？》。依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片，重新被中國導演納入到視線範圍內。此後，不斷有相關類型影片上映，如改編自新聞報導“農民工背屍還鄉”的《落葉歸根》、講述女大學生被拐賣的《盲山》等。這些取材於現實生活的社會問題片不乏優秀之作，但社會關注度和影響力始終有限。2014年-2015年間，《親愛的》與《失孤》的接連上映，引發網絡熱議，獲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國內的社會問題片開始走入大眾視野。
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片特徵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片的特徵，第一，是“虛實相生”。此類影片原則上聚焦於現實生活中曾經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結合虛構的手法重塑故事。它們往往將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經過戲劇創作來重新演繹，即“以現實為基礎杜撰影片”。其更為真實與巧妙地呈現出事件原本發生的經過及結果，但從戲劇性及思考效果來說卻反而遠遠超出了虛構情節。與其他純虛構的電影不同，此類電影的真實性與貼近性正是吸引觀眾的法寶。
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電影，首要遵從事件真實性，它之所以有直指人心的效果，正是因為“真實事件”這樣一個紐帶，將蓄意營造的情節和天然存在的情感連接在了一起，它讓我們相信，打動人心的力量並不只是藝術的產物，它真的存在於我們身邊。
如何把握真實性？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完全還原真相只會降低事件本身所負載的社會意義，而過多的虛構又會脫離事件。比如《落葉歸根》中，主人公“背屍返鄉”的事件和動機為真實，而返鄉途中的種種遭遇則大多是經過了戲劇性加工。客觀事件的取材和合理的戲劇虛構都需要顧及，它在一定程度上對影片創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正是此類影片的改編難點和基本特徵之一。把握真實性與戲劇性，實際上是在完成戲劇與真實之間的平衡與轉化，虛實相生，實中有虛，“實”為基礎，“虛”為修飾，辯證相生，是還原真實與反思社會的一種高明的藝術手法。
《落葉歸根》劇照
社會問題片的第二個重要特徵，就是必須要能反映社會問題，揭露社會真相。例如，20世紀30年代初期好萊塢拍攝的《亡命者》等影片，就無情地揭露了當時美國社會的腐朽。70年代，日本青少年犯罪案件急遽上升、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時，日本也以此為題材拍攝了一批社會片，如《青春殘酷物語》等。現在，社會問題片的概念更廣泛，內涵也更豐富，從狹義上講，《辯護人》這樣的影片不算是社會問題片，因為其反映的不是當代的社會問題，而是以過往發生的故事，揭露國家政治齷齪，主人公以一己之力與社會不公、不自由抗爭的故事。但筆者認為，從廣義上來說，無論是回顧歷史，還是立足當下，無論是直言揭露，還是借古諷今，只要是以社會問題為題材並帶有強烈現實主義色彩的影片，都可以稱之為社會問題片。
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片的創作價值
我國現實主義傳統源遠流長，中國電影也在百年曆史中形成了面向社會生活、體現時代精神和傳達人民呼聲的文化傳統。從電影創作本身來說，因為有真實故事作為藍本，內容貼近生活，事件發展邏輯脈絡更清晰，包括人物設定、背景環境也均有參考，可以避免空洞的電影敘事。
觀眾可以在銀幕上看到自己熟悉的環境、人物及其生活模式，熟悉的氛圍營造會令觀眾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影片,並“移情”於片中的角色，從而更加關注人物的選擇和命運,從內心深處被打動，使電影真正成為“生活的漸近線”。
從創作上貼近受眾心理，用曲折動人的故事與觀者進行一場真情實意、深入心靈的對話，正是依據現實改編社會問題片的藝術價值所在。
電影《熔爐》，上映後推動了韓國“熔爐法”的設立。
論及影片的社會價值，我們以典型的韓國社會問題片《熔爐》為例，影片上映之後，在民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激憤，隨後推進了一系列法律的修改，被稱為“熔爐效應”：韓國國會通過了《社會福祉法事業法修訂案》以及《教育公務員法修訂案》。後者規定，實施性犯罪的老師將處以一百萬韓元以上的罰金並予以清退。同時，包括首爾等幾個城市均發佈了《學生人權保護條例》，對體罰學生等一系列傷害學生的行為出臺了相應處理辦法。為預防“熔爐事件”再次發生，又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稱“熔爐法”）。《熔爐》這部電影的後續效應，充分顯示出了電影對於大眾以及社會的影響，也體現出了電影的教育意義。
2013年12月18日，《辯護人》在韓國上映。2014年2月13日，釜山地方法院對“釜林事件”二審宣判，改判被告人無罪。此刻，距離一審已經過去33年之久。一部《辯護人》帶來了遲來33年的正義，儘管姍姍來遲，但是正義畢竟還是到來了。
2014年10月底，在電影《親愛的》即將下線時，《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佈了一則消息：“根據現行刑法，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但未阻礙婦女返回原居住地，也未虐待被買兒童、不阻礙對其解救的，可不追究刑事責任。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作出修改，規定前述情形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但一律作出犯罪評價。”或許這部影片與法律的出臺無直接聯繫，也或許是它加速了草案的出臺，重要的是，它讓更多的人關注到當今社會仍然存在婦女兒童被拐賣的嚴重犯罪問題，從而推動各方面以各種方式去有效解決。
除了一些知名的事件，大多社會問題片實際上改編自鮮為人知的事件，創作者將其公之於眾，往往是出於某種社會責任感，而較少考慮商業價值。這些電影雖然本身商業價值不高，但卻因為重視社會價值而贏得不少口碑，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側面推動了商業價值，可謂良性迴圈。
倘若一部社會問題片得以廣泛傳播，其豐富的情感和故事代入感，可以在更深、廣的層面引起社會關注，引發民眾討論，遠比一則新聞本身引起的社會效應要大得多。也許電影本身沒有直接改變社會的能力，但是它可以引導人們予以關注，喚起人們內心深處的力量，從而間接影響政策、法律的制訂，進而推動社會的健全發展。
《親愛的》導演陳可辛談論“電影是否能改變世界”時，套用了卡夫卡形容文學與現實關係的一句話——“冬天，用斧頭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無濟於事的，只會驚醒冰面下的魚。最終消融這冰面的，一定是春天，而不是斧頭。”電影，不一定是春天，但可以是驚醒世人的這柄斧頭。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社會問題片，就是警醒世人的一面鏡子，映照出現實的殘酷和問題。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物質思想充斥著每個現代人的大腦，因此我們必須在主流宣教的電影市場和商業娛樂電影之外，保持創立“第三種電影”的必要性，作為一面現實和心靈之“鏡”，反映出這個社會現階段的迷惘、困境，引起同樣處於轉型期的人們發自內心的反思。通過電影來揭示處在困境和突圍中人性的尊卑善惡、人性的偉大渺小，以期人們在觀影歷程中，可以尋找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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